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美国科学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两类核心参与者——撰写科学报道的记者和作为采访对象的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他们在当代媒体生态下的职业倦怠（burnout）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在数字化媒体冲击、新闻业预算削减、科学议题日益政治化与两极化的时代背景下，支撑科学新闻生产的记者与科学家正承受着怎样的心理代价？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过度工作感知（perceptions of overwork）和负面工作经历（negative work experiences）是否显著预测记者和科学家的职业倦怠水平？个体心理韧性（resilience）和职业支持（professional support）是否能够作为保护因素，减弱上述负面因素对职业倦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在两个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
该研究的意义具有多重维度。从学术层面看，既往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多关注内容质量、职业规范或机构变迁，较少将镜头对准从业者自身的心理健康，而将记者与科学家这对科学新闻的"共同生产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罕见。从实践层面看，COVID-19 大流行已将科学新闻从业者面临的职业困境急剧放大——记者在缺乏专业科学背景的情况下被迫高强度报道复杂议题，科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面临断章取义、网络暴力和人身威胁的风险，科学新闻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制度，其可持续性正受到来自人力资源端的严峻挑战。本文试图通过量化的实证证据，为制定减轻科学新闻生产情感代价的干预措施提供学术依据。
二、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背景可追溯至两个相互交织的现实进程。第一个进程是美国新闻业的结构性衰退。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科学新闻报道是一项得到充分支持的职业，即使在较小规模的新闻编辑室中也设有专业的科学条线记者（science beat）。然而数字媒体技术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新兴数字平台以远低于传统媒体的成本大量生产内容，抢占了广告收入，而受众则逐渐习惯了免费获取信息的模式。面对广告收入流失和订阅费接受度下降的双重压力，主流新闻机构持续缩减预算、裁减人员甚至关停，而在被裁撤的岗位中，科学等专业化条线首当其冲，尤其是在小型出版物中。与专业化消退相伴的，是从在编记者向自由撰稿人的转移——自由撰稿人不仅工作条件更不稳定、薪酬福利更低，还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自我推广和人脉经营，这构成了又一种形式的"隐形劳动"（invisible labor）。
第二个进程是科学议题的极端政治化。COVID-19 大流行堪称这一趋势的分水岭：科学新闻的报道被严重按党派划线分裂，报道 COVID-19 的记者被误信谣言的政治极端分子威胁，甚至遭受暴力恐吓；2024 年飓风季期间，报道天气科学的记者与气象学家、气候学家一同遭到"操纵天气"阴谋论者的攻击。与此同时，科学家群体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近半数传播学者亲身经历了网络人身攻击的影响，多达 90% 的人注意到近年来针对科学家的网络攻击显著增加，发表与政治议题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更是成为网络骚扰、有害谣言和可信人身威胁的目标，这种趋势在属于边缘化群体（女性、有色人种、LGBTQ 群体）的科学家中更为严重。上述两个进程的叠加，使得支撑科学新闻生产的两个关键群体——记者与科学家——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职业压力之下。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职业倦怠（burnout）、心理韧性（resilience）和职业支持（professional support）三个核心概念之上。职业倦怠被界定为"持续的职业压力……工作场所的要求耗竭或超过了个体的资源"（Maslach and Schaufeli, 2018），它与单纯的工作量大有所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工作量本身，而倦怠关注的是个体资源被工作需求持续超越后产生的心理耗竭状态。职业倦怠可导致严重的工作不满、离职甚至更严重的心理病理后果，且年轻和女性从业者、资源较少的小型出版物员工似乎更为脆弱。
心理韧性被定义为个体从压力性的工作经历中恢复的能力。大量研究表明，韧性可在多种职业情境中减轻倦怠体验、阻断工作条件通向心理福祉下降的路径。记者和科学家均将韧性视为各自职业成功的核心特质，特别是在科学新闻领域，记者们认为韧性是在高工作需求下仍能履职的关键手段。然而，韧性研究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韧性至少部分源于先天特质，对韧性的干预措施效果不一，而有批评者指出提供制度性支持结构的干预可能比针对个体韧性的干预惠及更广泛的员工群体。
职业支持概念在记者和科学家两个群体中各具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记者而言，它可能体现为雇主对员工职业困境的理解性工作文化；对科学家而言，则可能体现为来自同事和导师的支持，以及所在机构对科学传播工作的认可与激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个群体都普遍报告所在行业缺乏支持系统，但已有研究提示，获得充足支持的从业者可能较少经历倦怠，且支持结构可能削弱高压工作条件对倦怠的影响。
“隐形劳动”（invisible labor）是贯穿全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对记者而言，隐形劳动体现在为非专业领域报道而进行的无报酬背景研究、寻找和评估科学家采访对象等环节；对科学家而言，则体现为接受媒体采访前的准备（准备简明信息、审核记者资质与动机）、自费参与科学传播培训等。这些劳动虽然对高质量科学新闻不可或缺，却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正式评价体系中难以获得承认。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量化问卷调查方法，通过 SciLine（隶属于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的非营利组织，专为撰写科学报道的记者提供专家匹配服务）的用户数据库进行抽样。研究者选择了在过去六年内至少使用过一次 SciLine 专家匹配服务的记者和科学家作为调查对象，这一抽样策略确保了样本中记者均具有科学报道经验（无论是否为科学条线专家），科学家均至少接受过一次新闻采访。
记者问卷调查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至 31 日进行，科学家问卷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7 日进行。两份问卷的设计时长为约 15 分钟（记者实际中位完成时间 14.5 分钟，科学家 15.8 分钟）。最终，在联系的 1276 名记者中有 161 人参与（回收率 12.6%），其中 106 人完成全部问卷（完成率 65.8%）；在联系的 4231 名科学家中，392 人参与（回收率 9.3%），226 人完成全部问卷（完成率 57.7%）。记者样本的人口学特征为：83.0% 白人，73.6% 女性，53.8% 自认为科学条线专家，33.0% 为自由撰稿人，平均从业年限 13.59 年，平均年龄 41.88 岁，政治倾向偏左（5 分量表均值 1.71）。科学家样本则为：83.6% 白人，42.5% 女性，13.27% 自认为初级科学家，平均年龄 55.41 岁，政治倾向同样偏左（均值 1.75）。
核心变量测量方面，职业倦怠采用斯坦福职业成就指数（Stanford Professional Fulfillment Index, PFI），综合了工作耗竭和人际疏离两个子量表共 6 个条目（记者 α=0.69，科学家 α=0.84）；过度工作感知采用改编自过度工作氛围量表（Mazzetti et al., 2016）的 4 条目量表（记者 α=0.84，科学家 α=0.85）；负面工作经历采用改编自简短负面行为问卷（SNAQ）的 6 条目量表，涵盖流言蜚语、侮辱性言论、愤怒攻击、不实指控、暴力威胁和羞辱等维度（两组 α 均为 0.83）；心理韧性采用简短韧性量表（BRS, Smith et al., 2008）的 6 条目版本（记者 α=0.89，科学家 α=0.88）；记者的职业支持通过为本项目专门开发的 4 条目量表测量（α=0.79），科学家的支持则通过两个指标评估：雇主对参与媒体采访的支持程度（单一 5 点量表）以及是否获得有意义的科学传播工作认可（二分变量 69.5% 报告获得认可）。
数据分析采用分层线性回归（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分别对记者和科学家建立两个模型。每个模型包含四个变量组块：Block 0 为控制变量（年龄、族裔、性别、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针对各群体的特定控制变量），Block 1 为假设的倦怠驱动因素（过度工作和负面工作经历），Block 2 为假设的倦怠缓冲因素（韧性和职业支持），Block 3 为交互效应项。显著交互效应进一步使用 PROCESS 模型（Hayes, 2017）进行事后检验和可视化。
五、主要发现
1. 过度工作感知显著预测记者的职业倦怠，但对科学家的预测仅获部分支持。 在记者的完整模型中，过度工作感知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正向关联（β=1.25, SE=0.43, p<.01），该关联在模型 2、模型 3 和完整模型中均保持一致，H1 获得有力支持。对科学家而言，过度工作在模型 2（β=0.20, SE=0.08, p<.05）和模型 3（β=0.18, SE=0.08, p<.05）中显著，但在纳入交互效应的完整模型中不再显著，H3 获得部分支持。
2. 负面工作经历对记者倦怠无显著影响，但对科学家倦怠有部分关联。 令人意外的是，负面工作经历在记者的任何模型中均未显著预测倦怠水平，H2 被拒绝。然而在科学家样本中，负面工作经历在模型 2（β=0.43, SE=0.11, p<.001）和模型 3（β=0.30, SE=0.12, p<.05）中均显著预测更高的倦怠，H4 获得部分支持。这一发现暗示这两种职业压力源对两个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记者可能对过度工作更为敏感，而科学家则对负面工作经历更为脆弱。
3. 心理韧性对两个群体均显示出显著的保护作用，但以调节效应为主。 在记者模型中，韧性在模型 3 中与倦怠显著负相关（β=-0.19, SE=0.07, p<.01），但在完整模型中不显著，H5 获部分支持。更为关键的是，韧性与过度工作感知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β=-0.22, SE=0.08, p<.05）：事后分析表明，在低韧性水平下，过度工作对倦怠的预测力最强（β=0.41, SE=0.10, p<.001），而在高韧性水平下该关联不再显著（β=0.10, SE=0.09, p=.26），H6a 获得支持。在科学家模型中，韧性在模型 3 中显著负向预测倦怠（β=-0.27, SE=0.06, p<.001），H7 获部分支持；且韧性与负面工作经历也存在显著交互效应（β=-0.23, SE=0.11, p<.05），事后分析同样显示：低韧性下负面工作经历强烈预测倦怠（β=0.54, SE=0.14, p<.001），高韧性下则不显著（β=0.21, SE=0.15, p=.18），H8b 获得支持。
4. 职业支持措施在直接和调节效应上均未显示出显著作用。 记者的职业支持在任何模型中对倦怠均无显著直接效应（H9 被拒绝），科学家仅"科学传播获得有意义认可"在模型 3 中显著负向预测倦怠（β=-0.27, SE=0.11, p<.05），“雇主支持"则不显著，H11b 获部分支持，H11a 被拒绝。所有关于职业支持的交互效应假设（H10, H12）均未获得支持。研究指出这可能受限于支持测量的建构方式，而非支持本身的价值——职业支持本质上是多维且情境依赖的。
5. 科学家的年龄是最稳健的预测变量。 在科学家完整模型中，年龄是唯一统计显著的预测变量（β=-0.02, SE<0.01, p<.001），在所有四个模型组块中保持一致的显著负向关联，暗示年长科学家可能掌握更有效的应对策略或处于更稳定的职业阶段。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驱动科学新闻从业者职业倦怠的因素在记者与科学家之间的不对称性：过度工作是记者倦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负面工作经历是科学家倦怠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尽管两个群体同样面临工作条件恶化的现实（科学家的过度工作均值甚至高于记者），但同样的压力源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影响路径可能并不相同。记者可能因新闻业裁撤专业岗位后日益增加的"隐形劳动"而对过度工作更为敏感，而科学家则可能因科学议题政治化带来的直接人身威胁和网络攻击而对负面工作经历更具脆弱性。
心理韧性是本研究识别出的最为稳健的保护因子。在两个样本中，高韧性个体均能有效缓冲其核心压力源对倦怠的影响。这一发现为记者和科学家长期以来关于"韧性是克服职业挑战关键技能"的质性论述提供了量化证据支持。然而，研究者对单纯依赖韧性干预持谨慎态度：鉴于韧性至少部分受先天因素影响且对干预的敏感性有限，将全部希望寄于提升个体韧性可能既不公平也未必有效。更为可取的方向是，在探索韧性干预的同时，系统性地研究各种形式的职业支持措施，特别是寻找能够惠及低韧性从业者的制度性支持方案。本研究虽未发现职业支持的显著效应，但这更可能是测量工具局限性的反映，而非支持本身无效的证据。
在局限性方面，研究者坦诚指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样本来源于 SciLine 用户群体，这一群体可能因主动寻求专家匹配服务而在某些特征上与全国总体的科学记者和科学家存在差异，限制了结论的推广性。其二，虽然采用了成熟的提高回收率策略（如三次邮件提醒），但实际回收率（记者 12.6%，科学家 9.3%）略低于在线调查研究建议的标准，不过回收率与近期其他针对美国科学家和记者的调查研究相一致。其三，所有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既无法确保不同受访者报告的相同负面体验具有相同的实际强度，也因横截面设计无法捕捉变量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其四，负面工作经历的测量较为宽泛，混合了可直接感知的工作条件和社会性后果，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多重指标分别测量不同类型的负面经历。其五，研究聚焦于美国情境，而其他国家（尤其是记者和科学家面临更高暴力威胁的地区）的劳动条件和心理代价可能更为严重，跨国比较是亟待拓展的方向。
展望未来，研究者建议采用概率抽样和纵向设计来提高结论的代表性和因果推断力，同时将对道德伤害（moral injury）等尚未被纳入分析的其他潜在倦怠预测因素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在将记者与科学家同时视为科学新闻生产核心参与者的分析框架下，首次系统性地量化了两组人群职业倦怠的不同驱动模式与保护机制，为制定旨在减轻科学新闻生产情感代价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起点，对维系科学新闻这一关键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