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以色列新闻业在民粹主义政治攻击下记者间团结与协作的衰落现象。核心研究问题是：媒体攻击是否增加了记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没有，是什么阻碍了记者在面对旨在诋毁他们、破坏其职业和 sabotaging 其工作的强化政治运动时进行协作？研究对象为45名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盟友攻击的以色列记者——包括犹太裔和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研究时间聚焦于2018-2020年间，即内塔尼亚胡反媒体运动加剧的时期。这项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关注"发生了什么"，更关注"没有发生什么"——那些未被实现的团结、未被表达的协作意愿，以及记者集体行动想象力的萎缩。研究者通过分析受访者的"沉默"——那些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和没有说出口的话——来揭示在特定时空下记者心态的轮廓和心智边界，这些边界与其它条件一起限制了记者所能想象和做的事情。

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建立在新闻业团结研究的薄弱基础之上。现有文献中，新闻业内部的团结主要在两种情境下被讨论：一是记者与所报道社区之间的团结（Varma 2022, 2026），二是围绕特定泄露事件的跨国调查记者协作（Carson 2019）。然而，记者之间的团结——作为面对政治攻击时的一种集体防御机制——在新闻学研究中仍然严重不足。全球范围内，从委内瑞拉到菲律宾、从斯洛伐克到波兰，都存在记者在政治压力下展现团结的案例，但这些案例缺乏系统的理论化。现实背景更为紧迫：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首次担任总理时便开始绕过记者的编辑考量，直接向以色列民众喊话；三十年后，尽管反媒体运动愈演愈烈，以色列记者之间的团结却从曾经的真实行动蜕变为"科幻小说"。文章开篇用两个对比鲜明的历史场景——1996年两大电视网络联手抵制总理的公关策略，和1980年代以巴记者之间的跨民族声援——凸显了当前团结消逝的悲剧性。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主要依托三个理论框架。第一，民粹主义与媒体关系理论：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将社会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而独立媒体往往被民粹主义者归入后者，成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反媒体话语不仅旨在削弱记者的合法性，更试图将媒体协作塑造为"卡特尔阴谋"。第二，新闻业团结理论：研究者将团结定义为一个从隐性支持到公开集体行动的连续谱系，包括传递无法在本国发表的故事（委内瑞拉）、社区建设和众筹（菲律宾）、公开声明（斯洛伐克）、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波兰），以及为逃离记者提供庇护（科索沃）等多种形式。第三，替代历史分析框架：研究借鉴Skocpol（1984）的方法论，关注"未被选择的道路"，通过分析那些没有发生的团结来理解限制记者集体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框架强调，受访者的沉默和未采取的行动同样具有分析价值。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访谈方法，对45名受到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盟友攻击的以色列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包括犹太裔和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涵盖了以色列社会的主要族群分裂。访谈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进行，即加沙战争爆发之前。研究者特别关注受访者的"沉默"——那些没有被表达的合作意愿和未被采取的集体行动。这种对"缺失"的分析并非简单的消极观察，而是借鉴了替代历史的方法论传统，试图理解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使得记者无法想象和实现团结。研究同时参考了其他全球语境下记者团结的案例作为比较基准，包括委内瑞拉、菲律宾、斯洛伐克、波兰和科索沃等国的经验。

五、主要发现

  • 政治版图的变化：碎片化、极化与政治化：以色列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和极化使得记者难以找到共同立场。在高度极化的媒体环境中，记者被政治阵营所裹挟，跨阵营的团结被视为对自身政治立场的背叛。巴勒斯坦裔以色列记者更是面临双重边缘化——既被政府攻击，又在犹太主导的媒体行业中缺乏同僚的有效声援。

  • 新闻经济的变化：超集中化、交叉持股与不稳定就业：以色列媒体市场的高度集中化和交叉持股结构抑制了新闻室之间的竞争性协作。同时，不稳定的就业条件使记者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而非集体行动，担心参与团结行动会危及自己的职位和收入。

  • 职业文化的变化：竞争从外部障碍变为职业理想：记者职业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竞争不再被视为需要克服的外部障碍，而是被内化为职业理想。记者们将竞争视为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这使得任何形式的协作都显得"不专业"或"不合常规"。

  • 民粹运动本身的策略效应：内塔尼亚胡的反媒体运动巧妙地将任何记者间的协作都描绘为"卡特尔阴谋"，暗示记者们若联合起来就是在操纵舆论。这一话语策略有效地将团结行为"定罪"，使得即便有意协作的记者也不得不三思。

  • 团结的消逝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上述四个因素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阻碍记者团结的系统性障碍。政治极化使协作的政治成本升高，经济集中化使协作的组织基础薄弱，竞争文化使协作的规范合法性不足，而民粹话语则使协作的社会认知被污名化。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民粹主义对新闻业的攻击并未如预期般催生记者间的团结，反而加剧了分裂和竞争。这一发现对理解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与新闻业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研究的核心论点是，团结的衰落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政治、经济、职业文化和民粹策略四重变化叠加的系统性结果。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将记者团结失败简单归因于个体怯懦或道德缺陷的倾向性解释，揭示了更深层结构性条件对集体行动的制约。研究还指出，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记者间团结的缺乏更加触目惊心，进一步印证了本研究的核心发现。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访谈仅覆盖了2018-2020年期间，未能追踪团结动态的后续演变；同时，以色列案例的特殊性——包括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民族分裂——可能限制了研究发现在其他语境下的直接适用性。未来研究可在不同政治体制和媒体系统中考察记者团结的条件，特别关注那些成功抵御民粹攻击的案例，以识别促进团结的有利条件。此外，研究者呼吁新闻学领域给予记者间团结更多学术关注，将其从边缘话题提升为理解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