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Douyin）上的社区驱动型监管实体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该平台在2018年至2023年间陆续建立的三种用户参与式内容审核机制——自律委员会（Self-regulatory Committee）、公共陪审团（Public Jury）和公共评审员（Public Reviewers）。核心研究问题是：这些众包裁决实体如何运作？普通用户在参与平台内容审核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劳动形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研究追问当全球数字平台越来越依赖用户参与式治理时，用户所承担的监管工作是否构成了一种新型劳动，以及这种劳动如何被平台算法体系所组织与协调。该研究对于理解平台治理的民主化潜力与隐性剥削之间的张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平台问责制和用户权利保护方面提供了中国语境下的独特视角。

二、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用户生成内容（UGC）监管的讨论经历了重要的话语转向。美国平台监管主要依赖企业自律，但这种方式因缺乏民主问责性、低效性、双重标准和惩罚不足等问题而备受批评。部分国家则选择通过直接的国家监管或共同监管框架来加强对平台的约束。面对日益增加的合规压力，平台公司开发了诸如Facebook监督委员会之类的准自律实体。同时，为解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问题，学界提出了鼓励日常用户参与监管的主张。在中国语境下，数字平台被视为公共设施，必须对UGC负责，平台自律模式因此发展迅速。为应对海量音视频内容的管理需求，新型用户主导的监管形式应运而生，如斗鱼的房间管理团队和哔哩哔哩的纪律委员会。抖音作为全球数十亿活跃用户的短视频平台，其内容的病毒式传播特性和视觉中心性带来了独特的治理挑战，促使公司开发了包括社区监管在内的多元监管模式。

三、研究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核心领域的交叉之上：平台监管研究与劳动研究。在平台监管方面，研究梳理了从企业自律到增强型自律的演变过程，关注社区驱动的内容审核如何通过引入多元行为体而形成多中心监管体系。在劳动研究方面，研究借鉴了数字劳动理论，特别关注"免费劳动"和"玩劳动"等概念，审视用户参与内容审核是否构成一种被平台商品化的劳动形式。研究提出的核心理论概念是"规制劳动"（regulabour），指在算法协调下执行监管功能的平台中介型用户劳动。这一概念旨在捕捉用户参与平台内容审核时劳动与监管的交织状态，揭示了平台如何将监管责任转化为一种被算法系统所组织和管理的劳动形式，从而模糊了公民参与与无偿劳动之间的界限。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民族志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数据收集策略。研究者对抖音平台上的三种众包裁决实体——自律委员会、公共陪审团和公共评审员——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观察，深入了解其组织架构、运作流程、参与规则和决策机制。同时，研究对参与这些实体的普通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参与审核的动机、体验和对自身角色的认知。研究特别关注用户如何在算法系统的引导下执行审核任务，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劳动感与监管价值感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这些质性材料的系统分析，研究揭示了众包裁决实体的运作逻辑和其中蕴含的新型劳动形态。

五、主要发现

  • 众包裁决实体的司法化运作：抖音的三种用户参与式审核实体均以司法化方式组织——自律委员会负责规则制定与审核，公共陪审团以投票方式裁决争议内容，公共评审员则对具体内容进行评审判断。这种司法化的组织形式赋予了用户审核行为以合法性和仪式感。

  • 监管价值感的建构：参与审核的用户普遍发展出一种监管价值感，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区健康和平台治理具有积极意义。这种感觉部分源于平台通过游戏化机制和身份标识所营造的荣誉体系。

  • 规制劳动的浮现：研究识别出一种新型劳动形态——规制劳动，其特征包括：在算法协调下执行、具有监管功能、被平台中介化。用户的审核工作虽被包装为公民参与，但实质上承担了平台本应负责的监管职能。

  • 算法协调下的劳动组织：平台的算法系统在用户审核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组织和协调角色，决定了哪些内容进入审核流程、审核任务的分配方式以及审核结果的应用方式，用户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 公民参与与无偿劳动的模糊边界：众包裁决实体在形式上扩大了用户参与平台治理的机会，但实质上将监管成本转移给了用户，模糊了公民参与和无偿劳动之间的界限，引发了关于平台问责和用户权利的深层问题。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深入考察抖音平台上的众包裁决实体，揭示了全球数字平台日益依赖用户参与式治理的趋势及其劳动意涵。研究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规制劳动"（regulabour）这一分析概念，用以描述在算法协调下执行监管功能的平台中介型用户劳动。这一概念超越了既有研究中将用户审核简单归类为公民参与或免费劳动的二元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研究发现，抖音的三种众包裁决实体以司法化方式组织用户审核，既赋予了用户参与治理的形式合法性，又通过算法系统实现了对用户劳动的有效组织与利用。用户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监管价值感，既可能成为赋能的源泉，也可能成为掩盖劳动剥削的意识形态工具。

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为理解中国平台治理模式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展示了中国特色的平台自律如何通过用户参与来实现；第二，为全球范围内关于平台内容审核民主化的讨论提供了来自非西方语境的重要参照；第三，规制劳动概念的提出为数字劳动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方向，特别是在理解算法治理与用户劳动的交叉领域。

研究的局限在于：首先，研究聚焦于抖音单一平台，其发现的可推广性有待在更多平台上验证；其次，质性方法虽然深入，但难以量化规制劳动的规模和影响；最后，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对平台内部算法系统的分析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多平台和跨文化语境中检验规制劳动概念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探索算法协调与用户劳动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规制劳动对平台治理效能和社会公正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