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澳大利亚传统媒体记者（legacy journalists）和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social media content creators）为研究对象，聚焦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参与实践与职业福祉（professional wellbeing）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将记者在线福祉的保护从个体化策略转向更具集体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框架。核心研究问题包括：记者和内容创作者在社交媒体参与中如何实践"对自我的关怀"（care for self）与"对他人的关怀"（care for others）？这些关怀实践如何在在线社区中体现互惠性与相互关联性（interrelationality）？将关怀作为中心概念，如何有助于重新概念化社交媒体参与中的新闻专业福祉？

研究的意义在于回应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新闻行业正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部分原因正是社交媒体工作对记者身心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现有的应对措施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教导记者如何自我保护，却鲜有从组织和制度层面系统性改善记者在线劳动条件的尝试。本文通过引入"关怀"（care）作为核心概念框架，试图打破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新闻业在线福祉的改善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路径。

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植根于新闻业"社交媒体转向"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与挑战。学术背景方面，自社交媒体成为新闻生产与分发的核心渠道以来，研究者最初关注的是新实践的现象学描述——记者如何在社交平台上建立专业品牌、展示真实性或亲密感、与受众互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些新实践对记者自身的冲击：工作负荷增加、个人与职业边界模糊、在线骚扰频发，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编辑室员工留存率下降。

现实背景方面，在线骚扰对记者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记者比男性更容易遭受网络攻击和恶意挑衅，这在人际和职业两个层面都造成了严重后果。多元化和少数群体记者同样面临更高的在线骚扰风险。尽管一些新闻机构开始制定记者在线行为准则、聘请在线社区经理，但整体而言，对记者社交媒体劳动所造成的身心健康影响，行业层面的回应仍然远远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保护记者在线福祉的资源主要面向个体记者，仅有两三个组织提供在线福祉培训。更令人担忧的是，记者管理社交媒体影响的实践（如精选社交媒体消费、限制在线时间）往往是个体化的，且很少与新人或初级同事分享。这种个体化取向实质上将福祉定位为个人责任，而非组织乃至行业的义务——这正是本文试图扭转的核心问题。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核心理论资源是"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这一概念最初由社会心理学家吉利根（Carol Gilligan）于1982年提出，强调关系性（relationality）在人类经验中的中心地位。关怀伦理对公共传播空间采取关系性进路，强调语境的重要性、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个体和群体在公共与社会空间中的责任。本文将关怀伦理从其传统的社群关怀语境扩展到记者在线劳动的领域，提出"互惠性关怀"（reciprocal framing of care）的概念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包含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对自我的关怀"（care for self），即记者为保护自身在线福祉而采取的实践；二是"对他人的关怀"（care for others），即记者在在线社区中建立和维护关系性连接的实践。两者并非割裂，而是通过"相互关联性"（interrelationality）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关怀自我的实践同时也是关怀社区的条件，关怀他人的实践反过来滋养记者的职业满足感和安全感。

本文特别指出，现有的关怀伦理在新闻实践中主要被应用于报道受影响社群（尤其是弱势社群）的伦理规范，但这一伦理很少延伸到记者自身工作的组织语境中，更少涉及对记者自身的关怀。这一理论空白正是本文力图填补的。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访谈对象包括两组：澳大利亚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选择这两组对象的比较设计具有方法论上的深思熟虑——内容创作者通常作为独立企业家运营，缺乏组织支持，但可能受益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基础设施；而记者通常在较大的新闻组织内工作，需要协商关键的行业专业规范。这种比较旨在揭示不同职业语境下在线关怀实践的异同，以及各自对福祉的启示。

访谈聚焦于参与者在社交媒体工作中的"对自我的关怀"和"对他人的关怀"两个维度，具体包括：如何管理在线劳动的边界、如何在在线社区中建立和维护关系、如何平衡个人与职业身份、以及如何应对在线骚扰等负面体验。研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提炼出在线关怀实践的核心类型和运作机制，并将其概念化为互惠性关怀框架的组成部分。

五、主要发现

在线关怀以相互关联性为中心：访谈表明，记者和内容创作者在线上实践关怀的核心特征是相互关联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个体和群体关系、围绕共同兴趣进行亲密而真实的交流、以及形成关系性边界。这些实践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受众互动，而是包含了情感投入和关系性承诺的深层关怀行为。

“对自我的关怀"与"对他人的关怀"的交织：研究发现，自我关怀和他人关怀在实践中不可分离。例如，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生活和幽默内容，这既是建立真实连接（关怀他人）的方式，也是为自己创造安全在线空间（关怀自我）的策略。同样，设定在线边界既保护了记者的心理健康，也维护了社区互动的质量。

关怀实践的双重收益：关怀实践不仅将连接回馈到记者的有偿工作中——通过增加关注度和内容参与度带来职业回报——同时也邀请专业和个人层面参与社区。这种双重参与通过职业满足感和安全社区连接的优先排序来促进记者的福祉。

个体化关怀的局限与组织责任的缺失：研究也揭示了当前在线关怀实践的深层局限。记者的在线福祉管理策略主要是个体化的，缺乏组织层面的支持和制度化保障。内容创作者虽然发展出了一些社区互助的实践，但同样缺乏结构性的保护机制。新闻机构对记者在线劳动的负面影响回应不足，仅有少数组织提供相关培训或支持。

超越商业与社区的二分法：本文的分析表明，将社交媒体实践简单地二元对立为"商业导向"或"社区导向"是不足的。关怀的实践同时包含了专业目的和关系性目的，二者的交织恰恰是在线劳动的真实图景。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将"关怀"概念化为互惠性框架——同时涵盖对自我的关怀和对他人的关怀——为理解新闻业在线福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核心论点是：在线关怀实践的相互关联性特征，使其有可能成为更可持续的在线专业新闻劳动形式的制度基础。当我们将关怀从个体化的自我保护策略提升为组织性和制度性的实践时，新闻业的在线福祉才能获得根本性的改善。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扩展了关怀伦理在新闻学中的应用范围，从传统的报道伦理延伸到记者自身的劳动条件与福祉保障，填补了关怀伦理在新闻组织语境中的理论空白。其次，本文提出的互惠性关怀框架超越了社交媒体实践"商业化vs社区化"的二元叙事，提供了更为细腻和准确的分析工具。第三，通过比较记者与内容创作者的在线关怀实践，本文揭示了职业语境对关怀实践形态的塑造作用，为跨职业的在线劳动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实践层面，本文的发现对新闻行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如果在线福祉被界定为个体责任，那么结构性问题——如组织对在线骚扰的应对不足、缺乏在线社区管理支持、个人与职业边界模糊的制度性根源——将继续被忽视。新闻机构需要将在线福祉纳入组织管理的范畴，制定系统性的支持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在线安全培训、建立在线骚扰的应对机制、明确社交媒体工作的职责边界、以及创建同事间分享在线管理经验的正式渠道。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仅聚焦于澳大利亚的语境，不同媒体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在线关怀实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受访者主要为英语世界的记者和内容创作者，未能涵盖非西方语境中的在线劳动经验。第三，作为概念化研究，本文提出的互惠性关怀框架尚需更多实证研究来检验和完善。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多元的文化和制度语境中考察在线关怀实践，探索将关怀从个体策略提升为制度实践的具体路径，以及不同平台基础设施对关怀实践形态的影响。此外，针对女性和少数群体记者在线安全问题的专门研究也亟待深入，以确保关怀框架的包容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