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舆论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研究——扎根理论和mvQCA的混合分析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中国新闻奖第32、33届舆论监督报道类共31篇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语境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问题。核心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对舆论监督报道产生的治理效能进行类型化归纳，明确其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治理效能；其二，揭示影响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不同层次治理效能的具体机制，即不同前因条件的组合如何导致“促进舆论”“解决个案”“溢出效应”这三类差异化治理结果的出现。

二、研究背景

尽管新闻学界与业界普遍承认舆论监督报道具有社会治理效能，但对于其效能的具体层次、程度及影响机制缺乏清晰认知。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十分突出。在政策层面，我国将共建共治共享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舆论监督被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对舆论监督报道存在感知度不强、认为“重磅”监督报道式微等批评声音，部分管理部门则对舆论监督报道可能引发的负面舆情存有心理负担。本研究通过精确化计算和分析监督报道的治理效果，有助于回应“如何保障舆论监督报道治理效能长期释放”以及“增益媒体形象”等现实关切，为媒体实践和政府决策提供可操作的认知框架。

三、理论背景

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第一是当代治理理论。论文援引福山、罗茨等学者的观点，梳理了“治理”概念从传统政府管理向强调国家权力、企业组织与社会多元互动、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转变，明确了本研究是从多元主体参与的角度来审视媒体舆论监督的治理效能。第二是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既有文献。论文回顾了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等领域对媒体监督效果的研究，如媒体监督能抑制企业腐败、促进ESG投入、降低因媒体缺位导致的政府效率低下和腐败成本等，并特别借鉴了汉密尔顿关于调查报道成本效益及其治理效能类型化（审议影响、个体影响、实体影响）的分析思路。在此基础上，论文指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西方语境，强调中国政治及新闻体制的特殊性，需规避非情境化的研究倾向，旨在扎根中国经验，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监督报道实践理论。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为主，程序化扎根理论为辅。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对31个案例的报道文本、参评作品推荐表、记者手记、政府通报等材料进行开放式、主轴式和选择式编码（以约2/3案例进行编码，1/3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从而类型化治理效能，并提炼出可能影响治理效能的前因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值集QCA（mvQCA）进行机制分析。研究设定了“治理效能”（促进舆论=0，解决个案=1，溢出效应=2）作为结果变量，以及“监督对象”“报道缘起”“传播度”“政府回应”“媒体层级”共5个前因条件变量，对31个获奖案例进行赋值，利用fm-QCA软件进行组态分析，探讨产生不同治理效能的差异化必要条件与条件组合。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可归结为三大治理效能类型及六种实现机制：

1. 治理效能的三种类型

  • 促进舆论：激发社会讨论，提升议题可见度，为解决问题铺垫舆论，但尚未实质性解决现实问题。
  • 解决个案：报道所指的具体现象或问题得到解决，相关责任主体受到处罚。
  • 溢出效应：不仅解决个案，还促使其他地区举一反三，甚至出台或修订政策法规，是层次最高的治理效能。

2. 产生治理效能的六种机制

  • 产生“促进舆论”效能的机制：
    • 议题讨论机制：由中央媒体发起，关注普遍性难题或法律盲区，虽无政府即时回应，但推动议题从合法争议领域走向一致同意领域。
    • 热点引导机制：追踪已发酵的热点事件，目的是提供“正确”叙事、辅助官方通报进行舆论引导，而非直接解决现实问题。
  • 产生“解决个案”效能的机制：
    • 媒体压力机制：由中央级媒体主动驱动，虽未上热搜、公众关注度不高，但其权威性构成巨大压力，足以引发政府高规格响应以解决问题。
    • 媒众压力机制：追踪热点，报道后登上热搜，形成媒体监督与公众舆论的双重压力，促使政府回应并解决问题，此机制下地方媒体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
  • 产生“溢出效应”效能的机制：
    • 地方媒政协同机制：地方媒体监督本级政府问题，依托与地方政府紧密嵌入的常态化工作闭环（如“政风”类栏目），高效解决问题并跟进立法，无需舆论发酵。
    • 央媒有限联动机制：由中央媒体发起监督企业的问题，需同时满足“上热搜”引发舆论催化与“有政府回应”两项条件，才能在更复杂的全国性层面推动政策法案出台，实现难度较地方媒体更大。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类型化和机制分析，系统揭示了当代中国舆论监督报道实践的复杂性。主要结论强调，舆论监督报道治理效能的产生高度依赖媒政关系，政府不仅是受监督对象，更是主动的合作行动者，所有“解决个案”和“溢出效应”均以“有政府回应”为必要条件。研究提出了建设良性舆论监督报道生态的实践路径：媒体报道应形成差异化格局，中央媒体应突破“有限性”做“难而正确的事”，地方媒体则应发挥扎根基层和特定机制的优势；同时，管理部门应破除对负面舆情的心理负担，认识到适度的压力和公开的舆论监督是累积媒体公信力、实现长效治理所不可或缺的。研究在学术上超越了“有”治理效能的泛泛之论，精确化了其类型与成因，弥补了相关实践理论的不足，并通过对媒政协同、央地差异等现象的洞察，为构建“中国舆论监督实践理论”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探索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