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传统新闻编辑室如何面对“算法”?——对N市三家报社算法新闻实践的实地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新闻编辑室(以N市三家报社为代表)在面对算法技术时的新闻创新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媒体新闻编辑室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算法新闻实践的?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编辑室形成其特定的算法新闻实践模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本研究旨在揭示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创新过程中采纳和面对算法技术的基本逻辑。

二、研究背景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媒体环境急剧变化的时代,传统报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创新压力,算法正是其无法回避的新技术之一。学术界对算法新闻已有大量讨论,认为其颠覆了传统的人工编辑和规模化分发模式,并将深刻改变新闻业。在此背景下,算法新闻实践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主动利用算法进行自动化新闻生产、基于受众数据的推荐和分发;二是被动适应大型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算法规则。

现有文献表明,前者对技术要求高,而后者已成为新闻业的基本环境因素。然而,关于中国传统新闻媒体如何具体采纳和应对算法的经验研究尚显缺乏。本研究通过实地考察,旨在填补这一空白,理解在高度不确定和制度化的环境中,中国主流媒体面对算法的真实行动逻辑,这对于理解新闻业的技术采纳和创新边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本文采用新闻创新研究中的组织路径,核心理论框架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效率逻辑,强调组织行为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中“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和“合法性机制”的驱动,而非仅仅是效率追求。

本文重点运用了新制度主义的几个核心概念:

  1. 合法性机制与组织分离:组织为获取合法性,会采纳外部环境的制度化结构或做法。但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可能存在冲突,组织的应对方式是将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分离开,以维护正式结构的稳定。
  2. 制度同构: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会导致组织在结构上趋同。其三种机制为:强制趋同、模仿过程和规范压力。
  3. 制度对等:组织更倾向于模仿那些在行业和地理社区上都与自己“对等”的组织,而非仅仅是同行或地理相近的组织。 研究者将这些理论视角与新闻创新行动相结合,将新闻组织的算法实践视为一种在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的理性行动,从而构建了“制度环境-行动”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何主流新闻媒体形成了特定的算法新闻实践模式。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方法,于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对中国某省会城市N市的三家综合性日报(A报-省级党报、B报-省级都市报、C报-区域性报刊)进行了深入考察。

  • 数据采集方法: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资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先后在C报融媒编辑部、B报客户端编辑部、A报客户端首页编辑部进行实习和观察。
  • 样本概况:深度访谈了30位新闻从业者,实际使用了其中28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受访者涵盖技术人员、记者、不同平台的编辑、总编辑及副总编辑等多种职业分工。
  • 数据分析:访谈资料经过了整理、编码,并针对未厘清的问题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访谈。所有机构名称和受访人均做了匿名处理。
  • 研究视角:研究从新闻编辑部入手,将其视为行动主体,考察其自主开发算法或被动适应平台算法的实践过程。

五、主要发现

  1. 实践性质:以“调适性”而非“生产性”为主 三家报社均未将算法作为底层技术逻辑用于自主新闻生产(如自动化新闻)或分发。其核心算法实践在于积极调整策略以适应外部平台算法的规则。

  2. 新闻生产环节的全面调适

    • 选题判断受算法重塑:平台“热搜”成为记者判断新闻价值、进行“数字跑口”的新标准,甚至部分取代了传统的专业新闻判断,改变了“地理接近性”和“时效性”的认知。
    • 实施差异化投放策略:编辑部会根据不同平台(客户端、微信、微博、抖音)的算法特性,选择不同类别的新闻内容进行差异化分发。
    • 生产策略转向“新闻聚合”:为适应平台算法对热点聚合的偏好,编辑广泛采用对已有信息进行整合、重写、提炼新角度的“聚合”策略,其应用甚至超过原创。
    • 考核体系引入算法指标:点击量、热搜排名等算法驱动的传播效果数据被全面纳入编辑记者的绩效考核,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度量焦虑”。
  3. 对主动“算法新闻”生产“浅尝辄止”的原因

    • 制度安排与不确定风险:主动生产算法新闻需要对原有组织结构进行较大调整,且收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缺乏可模仿的成功案例,因此媒体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手段小范围探索,避免冲击正式结构。
    • 与新闻观念制度的深层冲突:多数受访者认为,平台算法逻辑与新闻业服务于公共利益、坚守真实性等核心专业信条存在根本性冲突,导致了追流量、蹭热点、选题同质化及“新闻”边界模糊等问题。
    • 创新趋同力量缺失:算法新闻开发投入高、技术难度大、与新闻实践的适配性低,导致其“性价比”低。在没有看到具有明确创新收益的“制度对等”模仿对象出现前,新闻组织行动者不会轻易涉足。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传统新闻编辑室在面对算法时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算法采纳边界”:边界之内,它们积极进行适应外部平台算法的策略调整(调适性创新);边界之外,它们拒绝将颠覆性、高风险且与新闻业文化制度冲突的“算法新闻”生产纳入创新行动。这种状态是新闻组织在对技术难度、收益风险、制度冲突进行理性考量后的选择,而非偶然。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

  1. 经验层面:提供了关于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具体算法新闻实践的珍贵一手实地研究资料,修正了现有研究中关于算法技术正全面颠覆新闻业的论述。
  2. 理论层面:成功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环境”与“行动”相结合,为解释新闻组织的创新采纳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合法性逻辑、制度冲突和创新趋同力量的重要性。
  3. 方法论层面:警示新闻创新研究中可能存在“先行者偏差”,即过于关注孤立的创新先锋而忽视了这些创新能否持续和扩散,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