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系统性地考察了新闻编辑室在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上的图片署名（crediting）实践。研究对象涵盖36家美国新闻机构，包括传统报纸、电视台和数字优先（digital-first）新闻媒体，共分析了720条 Instagram 帖子中的图片署名行为。核心研究问题包括：新闻机构在 Instagram 上是否对图片来源进行署名？署名的具体方式和位置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报纸、电视、数字优先）之间的署名实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署名实践与图片类型（原创摄影、通讯社图片、用户生成内容、库存图片等）之间的关系如何？研究将\u0026quot;作者身份\u0026quot;（authorship）这一传统新闻学概念从印刷和广播语境延伸到社交媒体视觉传播的新场域，为理解数字时代新闻署名规范的演变提供了实证基础。\n二、研究背景 视觉内容在当代新闻传播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以图像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 上。新闻机构通过 Instagram 发布新闻摄影、信息图表和视觉叙事，以触达更年轻的受众群体。然而，社交媒体平台的界面设计和传播逻辑与传统新闻媒体存在本质差异——Instagram 帖子缺乏报纸版面上标准化的\u0026quot;摄影：某某\u0026quot;署名栏位，这给图片来源的透明标注带来了挑战。更为紧迫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图像（AI-generated images）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模糊真实摄影与合成图像之间的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明确标注人类作者身份不仅是对创作者劳动的尊重，更是维护新闻可信度和公众信任的关键机制。如果受众无法辨别新闻图片的来源和创作者，新闻的真实性承诺将受到根本性动摇。研究指出，尽管新闻行业内部对署名的重要性存在共识，但在社交媒体实践中，署名标准远未统一。\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新闻学中\u0026quot;作者身份\u0026quot;（authorship）概念的学术讨论之上。传统上，新闻署名被视为一种问责机制——它将报道与具体的记者或摄影师绑定，使其对信息的准确性承担责任。署名同时也是一种认知线索（cue），帮助受众评估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研究借鉴了新闻可信度理论和来源归因（source attribution）理论，认为在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泛滥的环境中，清晰的署名实践能够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真实性的信心。此外，研究还引入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理论视角，讨论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如何约束和重塑新闻机构的署名实践——例如 Instagram 的字幕区域长度限制、标签（tag）功能和视觉叠加文字等技术可供性如何影响署名决策。\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构建了一套针对 Instagram 图片署名实践的系统性编码表。样本选取策略为分层抽样：首先选取36家美国新闻机构（12家报纸、12家电视台、12家数字优先媒体），然后从每家机构的 Instagram 账户中随机抽取20条含图片的帖子，共计720条帖子。编码变量涵盖：是否存在署名、署名位置（图片叠加文字、图片说明区、评论区、标签等）、署名对象类型（编辑部摄影师、通讯社、自由撰稿人、用户生成内容、库存图片来源等）、图片类型以及帖子格式（单图、轮播、Reels等）。研究通过编码员间信度检验（intercoder reliability）确保编码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并使用卡方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不同机构类型之间的署名实践差异。\n五、主要发现 相当比例的 Instagram 新闻帖子缺乏任何形式的图片署名，表明社交媒体环境中署名规范的执行存在系统性不足。 不同类型新闻机构之间的署名实践存在显著差异：报纸类机构的署名率相对较高，这可能源于其长期形成的摄影署名传统；电视台和数字优先媒体的署名行为更为不规律。 署名位置呈现多样化特征：部分机构通过图片上叠加水印或文字标注来源，部分通过图片说明（caption）中的文字注明，还有少数通过 Instagram 的合作者标签（collaboration tag）功能实现。 通讯社图片和库存图片的署名率低于编辑部原创摄影，暗示机构对\u0026quot;外部来源\u0026quot;图片的署名意识相对薄弱。 研究成功建立了一套信度良好的 Instagram 署名实践编码方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工具。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新闻行业在社交媒体视觉传播实践中存在的署名规范缺口。研究结论表明，尽管署名在传统新闻生产中被视为基本的专业准则，但这一规范在向社交媒体平台迁移的过程中出现了显著弱化。这种弱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编辑人员的疏忽，而是涉及平台技术架构的限制、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快节奏压力、以及机构层面对社交媒体内容与\u0026quot;正式\u0026quot;新闻产品之间地位差异的隐性认知。\n研究的现实意义在当前 AI 生成图像快速发展的技术背景下尤为突出。当合成图像可以以假乱真时，人类创作者的署名成为区分真实新闻摄影与AI生成内容的关键标识。如果新闻机构在社交媒体上普遍忽视署名，受众将更难以辨别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这可能加剧公众对视觉新闻的不信任。研究呼吁新闻行业建立适应社交媒体环境的统一署名标准，并建议 Instagram 等平台在产品设计中为内容创作者署名提供更便捷的技术支持。\n从学术角度看，本研究为视觉新闻学（visual journalism studies）和平台新闻学（platform journalism）的交叉领域贡献了新的实证知识。研究所开发的编码方案可供未来跨国比较研究和纵向追踪研究使用。研究也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署名缺失是否实际影响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评价？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署名规范是否存在差异？以及随着 AI 生成内容的普及，新闻署名实践是否会经历自我修正？\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journalism-practice/authorship-crediting-instagram/","summary":"定量内容分析720条帖子，揭示新闻编辑室在Instagram上的图片署名实践差异及其对新闻可信度的影响。","title":"@?: Authorship and Newsroom Image Crediting Practices on Instagram | 署名何在？新闻编辑室在Instagram上的图片署名实践研究"},{"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识别虚假新闻的认知机制，具体以X平台（原Twitter）为实验场景，探讨多重信息线索如何共同塑造用户的新闻真实性判断。研究的核心对象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新闻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属性（真实新闻与虚假新闻）；第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特征（高可信度来源与低可信度来源）；第三，集体社会认可度的外在表征（高互动量与低互动量）。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这些线索呈现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时，用户准确识别新闻真假的能力会如何变化？此外，研究还进一步追问用户对平台新闻功能的主观感知是否会调节上述线索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代信息生态中，用户面对的不是单一线索，而是多重线索的复杂组合，理解这些线索的交互效应对于设计有效的媒介素养干预方案至关重要。\n二、研究背景 虚假新闻的泛滥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的快速传播与碎片化消费模式使得用户面临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判断挑战。X平台作为全球重要的新闻信息传播渠道，其独特的信息呈现方式——包括转发量、点赞数等社会认可指标，以及认证标志等来源可信度标识——构成了用户判断新闻真实性的重要启发式线索。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线索的影响效果，较少系统性地考察多重线索之间的一致性与冲突性如何影响用户判断。与此同时，平台自身在算法推荐、内容标注、事实核查等方面的功能设计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用户对平台作为新闻来源的信任程度。近年来X平台经历了重大的治理政策变化，包括取消专业新闻机构的认证标志、调整内容审核策略等，这些变化使得用户对平台新闻功能的感知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变量。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的开展不仅具有理论推进的价值，也为理解后真相时代公众的信息判断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互补性理论的整合之上。第一个是真相默认理论（Truth-Default Theory, TDT），该理论认为人类在信息处理中存在\u0026quot;默认为真\u0026quot;的认知倾向，即在缺乏明确反证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相信所接收信息的真实性。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何虚假新闻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触发怀疑需要克服认知默认状态的惰性。第二个理论是启发式-系统性模型（Heuristic Systematic Model, HSM），该模型区分了两种信息处理路径：启发式处理依赖外围线索（如来源声誉、社会认可）进行快速判断，而系统性处理则涉及对信息内容的深度分析。两个理论的结合使研究者能够解释为何社交媒体线索（作为启发式线索）可能强化或削弱用户的真相默认状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用户会从启发式处理转向系统性处理。\n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被试内实验设计（within-subjects design），系统操控三个自变量：新闻真实性（真实vs虚假）、来源可信度（高vs低）和集体社会认可度（高vs低）。这一设计的优势在于每位参与者同时接触所有实验条件，从而有效控制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干扰。实验材料选取了在X平台上呈现的新闻帖文，通过精心设计的刺激材料模拟不同线索组合的情境。来源可信度通过账号认证状态、账号名称的专业性等特征进行操控；集体社会认可度则通过转发量和点赞量的高低来体现。此外，研究还通过问卷测量了参与者对X平台新闻功能的感知态度，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因变量为参与者正确判断新闻真假的准确率。这种多因素交叉设计使研究能够检验线索之间的交互效应，特别是当线索方向不一致时（如高社会认可的虚假新闻）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n五、主要发现 新闻真实性与社交媒体线索之间的一致性显著影响用户的判断准确性：当来源可信度高且社会认可度高时，用户对真实新闻的识别准确率提高，但同样的线索组合也使用户更难识别虚假新闻。 线索不一致性条件下（如低可信度来源发布的真实新闻，或高社会认可度的虚假新闻），用户的判断准确率显著下降，表明启发式线索在冲突情境中会干扰系统性信息处理。 集体社会认可度（点赞和转发量）对用户判断的影响尤为显著，高社会认可度的虚假新闻比低社会认可度的虚假新闻更难被识别。 用户对平台新闻功能的正面感知与其对平台上信息的信任度正相关，这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用户的批判性思维，降低了虚假新闻的识别率。 真相默认状态在社交媒体语境中被线索的一致性所强化：当所有外围线索指向\u0026quot;可信\u0026quot;时，用户更不容易跳出默认为真的认知模式。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表明，社交媒体环境中的虚假新闻识别并非简单的信息判断任务，而是一个受多重线索交互影响的复杂认知过程。真相默认理论与启发式-系统性模型的整合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消费本质上是启发式主导的，社会认可指标和来源标识作为认知捷径被优先处理，而对内容本身的系统性分析往往被忽略或延迟。\n研究揭示的线索不一致性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当外围线索与内容真实性方向相反时，用户面临认知冲突，但由于社交媒体的快速消费特性，多数用户倾向于依赖更易获取的启发式线索而非投入认知资源进行深度分析。这一发现挑战了简单地通过增加来源标注或社交证据来提升用户判断能力的干预思路——因为这些线索本身可能被恶意行为者利用。\n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平台治理提出了重要建议。社交媒体平台不应仅依赖单一的可信度标识系统，而应考虑如何设计促进用户系统性信息处理的界面特征。例如，在高社会认可度的争议性内容旁增加\u0026quot;慢思考\u0026quot;提示，或在线索高度一致（可能为精心伪造）的内容上触发额外的事实核查标注。此外，研究发现用户对平台新闻功能的感知会影响其判断行为，这意味着平台的信任建设策略需要与用户媒介素养教育相结合，避免过度信任对批判性思维的抑制。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实验设计的生态效度可能有限，未来研究可在自然浏览环境中验证这些效应的稳健性。\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fake-news-detection-cues/","summary":"研究社交媒体线索与平台感知如何影响用户识别虚假新闻的能力。","title":"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cues and platform perceptions on fake news detection | 社交媒体线索与平台感知对虚假新闻识别的影响研究"},{"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数据驱动竞选（Data-Driven Campaigning, DDC）中两个被广泛使用但概念边界模糊的核心策略——\u0026ldquo;定向\u0026rdquo;（targeting）和\u0026quot;定制\u0026quot;（tailoring）。研究的首要贡献在于理论层面：提出一个将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并系统关联的分析框架，将定向定义为\u0026quot;选择向谁展示广告\u0026quot;的受众选择策略，将定制定义为\u0026quot;调整广告内容以适应特定受众\u0026quot;的信息适配策略，并引入\u0026quot;定向程度\u0026quot;和\u0026quot;定制程度\u0026quot;两个连续变量来捕捉现实中政治广告策略的复杂性。在实证层面，研究以2021年德国联邦大选（Bundestagswahl）为案例，分析最后四周竞选期间六大主要政党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投放的全部政治广告（n=4760），探究政党如何在实践中组合使用定向和定制策略，以及这两种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n二、研究背景 数据驱动竞选已成为全球民主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自2016年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以来，政治行为者利用大数据和平台广告工具进行精准政治传播的实践引发了广泛的公众关切和学术讨论。\u0026ldquo;微定向\u0026rdquo;（micro-targeting）——即利用细粒度的用户数据向极小规模的特定群体投放高度个性化的政治信息——被视为对民主公共讨论的潜在威胁，因为它可能导致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公共议题的共同讨论空间，并使政治问责变得困难。然而，既有学术讨论往往将\u0026quot;定向\u0026quot;和\u0026quot;定制\u0026quot;混为一谈，未能区分\u0026quot;向谁展示\u0026quot;和\u0026quot;展示什么内容\u0026quot;这两个在逻辑上独立的决策维度。此外，关于政治行为者实际 DDC 能力的实证研究仍然有限。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多党制环境和相对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为研究 DDC 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独特视角。值得注意的是，Meta（Facebook/Instagram 母公司）此后宣布退出欧盟政治广告市场，这使得本研究的数据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n三、理论背景 研究在批判性审视既有 DDC 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维理论框架。第一个维度是\u0026quot;定向程度\u0026quot;（degree of targeting），描述广告投放受众范围从广泛（broad targeting，面向所有用户）到狭窄（narrow targeting，面向极小的特定细分群体）的连续谱系。第二个维度是\u0026quot;定制程度\u0026quot;（degree of tailoring），描述广告内容从通用（generic，所有版本内容相同）到高度个性化（highly tailored，为不同受众群体创作不同的信息内容）的连续谱系。理论框架强调，这两个维度在实践中可以独立变化——政党可能进行窄定向但不定制内容（即向特定群体展示通用广告），也可能进行内容定制但不进行窄定向（即向广泛受众展示根据兴趣调整的多版本广告）。这一区分有助于更精确地评估 DDC 的民主风险，因为只有同时具备高定向和高定制的广告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u0026quot;微定向\u0026quot;。\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多模态人工内容分析（multimodal manual content analysis）和 Meta 广告定向数据集（Meta Ad Targeting Dataset）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为2021年德国联邦大选前最后四周（约一个月）内，六大主要政党（CDU/CSU、SPD、Grüne、FDP、AfD、Die Linke）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上投放的全部政治广告，总计4760条。对于\u0026quot;定制程度\u0026quot;的测量，研究团队对广告内容进行人工编码，分析广告文本、图像和视频中的议题主题、情感诉求、行动号召和视觉风格等变量，评估同一政党的不同广告版本之间的内容差异化程度。对于\u0026quot;定向程度\u0026quot;的测量，研究利用 Meta 提供的广告透明度数据集，提取每条广告的受众定向参数（包括地理位置、年龄、性别、兴趣标签、自定义受众等），据此计算定向的精细程度。通过将两个维度的测量结果进行交叉分析，研究能够绘制出各政党在\u0026quot;定向-定制\u0026quot;二维空间中的实际策略分布图谱。\n五、主要发现 政党在数据驱动竞选中表现为\u0026quot;选择性和务实的\u0026quot;（selective and pragmatic）行为者，而非学术讨论和公共想象中无所不能的\u0026quot;微定向者\u0026quot;（micro-targeters）。大部分广告采用的是中等程度的定向和较低程度的内容定制。 定向与定制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许多广告在定向维度上相对精细，但在内容维度上仍使用通用信息，表明政党更倾向于利用平台工具优化受众触达效率，而非投入大量资源创作高度个性化的内容。 不同政党之间的 DDC 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其组织资源、数字化能力和竞选战略定位有关。 真正意义上的\u0026quot;微定向\u0026quot;——即同时高定向和高定制——在实际竞选实践中相对罕见，削弱了关于DDC带来系统性民主威胁的极端叙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两个平台之间的广告策略存在差异，反映了政党对不同平台用户群体特征的适应性考量。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为数据驱动竞选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工具箱。通过将\u0026quot;定向\u0026quot;和\u0026quot;定制\u0026quot;明确概念化为两个独立维度，研究帮助学界超越了\u0026quot;微定向\u0026quot;这一过于笼统的概念框架，使得对 DDC 策略的分析更加细致和有针对性。实证发现表明，至少在德国的制度环境和2021年的技术条件下，政党的实际 DDC 实践远未达到公众讨论中所渲染的\u0026quot;操控性\u0026quot;水平。政党更多地是在有限资源和平台规则约束下做出务实的策略选择，而非系统性地利用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精准操控。\n这一发现对于政策讨论具有重要含义。研究指出，监管框架不应仅关注定向行为本身，还应关注内容定制的程度——因为只有两者结合才构成对信息透明度和民主问责的真正挑战。Meta 退出欧盟政治广告市场的决策虽然消除了平台层面的定向工具，但也使得政治广告的监测和透明度面临新的困难，因为政治传播可能转向更不透明的渠道（如即时通讯群组或有机内容策略）。\n从方法论角度看，本研究展示了将平台数据与人工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设计的可行性和价值。未来研究可在此框架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特别是对比欧洲多党制民主国家与美国两党制环境下 DDC 策略的差异，以及不同数据保护法规对政党数字竞选行为的约束效果。此外，随着 AI 工具（如大型语言模型）被引入竞选广告内容生产，\u0026ldquo;定制\u0026quot;的成本可能急剧降低，这是否会改变当前\u0026quot;低定制\u0026quot;的实践格局，值得持续关注。\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targeting-tailoring-political-ads/","summary":"提出定向与定制的理论框架并实证分析德国大选4760条政治广告，发现政党是选择性务实者而非全能微定向者。","title":"Targeting and/or tailor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social media advertising | 定向还是定制？数据驱动竞选中政治社交媒体广告的理论框架与实证应用"},{"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Xiaohongshu/RED）为研究场景，聚焦于平台对内容创作者（网红/KOL）的治理机制。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平台内容运营人员（content operators）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平台通过将创作者组织到特定主题群组中实现内容管理的制度性安排。研究提出的核心概念\u0026quot;集群化治理\u0026quot;（clustered governance）试图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平台如何通过群组化的组织形式来策展（curate）和控制（control）创作者的内容生产？在这一治理模式中，平台运营人员扮演何种角色？创作者如何感知和回应这种治理安排？这种治理模式对创作者的自主权和劳动体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将小红书作为典型案例，不仅因为其在中国社交媒体生态中的重要地位，更因为其独特的内容运营模式——通过人工运营而非纯粹算法来管理创作者——为理解平台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n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内容创作者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中国语境下，社交媒体平台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平台不仅通过算法推荐来分配注意力资源，还通过人工运营团队直接介入创作者的内容生产过程。小红书作为集社交电商与内容社区于一体的平台，其月活跃用户已超过数亿，平台上活跃着大量的生活方式类内容创作者。与西方平台主要依赖算法治理不同，小红书建立了庞大的内容运营团队，通过微信群等私域渠道直接与创作者沟通，传达平台规则、分配创作任务、提供流量激励。这种\u0026quot;有温度\u0026quot;的运营模式表面上创造了社区感和归属感，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的学术审视。在全球平台治理研究日益关注平台权力的背景下，中国平台独特的治理实践为该领域贡献了重要的比较视角。\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平台治理（platform governance）和平台劳动（platform labor）两个交叉领域之上。在平台治理方面，研究借鉴了Gorwa关于平台治理多层次分析的框架，将治理理解为平台通过规则制定、技术架构和人工干预等多种手段实现内容管控的综合性实践。在平台劳动方面，研究援引了Duffy关于\u0026quot;渴望劳动\u0026quot;（aspirational labor）和Arriagada与Ibanez关于\u0026quot;数字情感劳动\u0026quot;的理论视角，关注创作者在平台经济中的劳动体验及其不平等性。此外，研究还融合了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将平台对创作者的管理理解为一种\u0026quot;引导行为的行为\u0026quot;——通过激励、规范和监控等软性手段塑造创作者的自我规训。\u0026ldquo;集群化治理\u0026quot;这一概念的提出试图超越既有的\u0026quot;算法治理\u0026quot;叙事，揭示平台权力运作中人际互动和组织化管理的关键作用。\n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ethnography），这一选择基于研究问题的探索性质——需要深入理解平台治理实践中参与者的主观体验和意义建构。研究者通过多重途径进入田野：加入小红书创作者的主题群组进行参与观察，记录群组中平台运营人员与创作者的日常互动；对不同层级的内容创作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对平台治理的感知和应对策略；收集群组内的公告、规则文本、任务发布等文档资料。民族志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治理实践的日常化运作和微观权力动态，揭示那些在问卷调查或大数据分析中难以触及的隐性治理机制。研究特别关注平台运营人员如何在群组中扮演\u0026quot;社区管理者\u0026quot;和\u0026quot;资源分配者\u0026quot;的双重角色，以及创作者如何在合规与创作自由之间进行协商。\n五、主要发现 小红书通过将创作者组织到由平台运营人员管理的主题群组中，形成了一种\u0026quot;集群化治理\u0026quot;模式，这些群组按照内容领域（如美妆、美食、旅行）划分，每个群组由专属的内容运营人员负责管理。 平台运营人员在群组中承担多重功能：传达平台内容规则和政策变化、发布特定主题的创作任务、分配流量奖励（如定向推荐位）、提供内容创作建议，以及监控创作者的合规情况。 平台引入游戏化策略（gamification）来管理创作者的行为：设置积分等级制度、发布限时创作挑战、通过排名竞争机制激励创作者产出符合平台需求的内容，创造出一种兼具竞争性和趣味性的参与体验。 这种治理模式以\u0026quot;社区\u0026quot;和\u0026quot;机会\u0026quot;的叙事来包装平台控制：群组被呈现为创作者相互学习和获取资源的社区空间，平台任务被框架为\u0026quot;成长机会\u0026rdquo;，从而掩盖了治理关系中内在的权力不对称。 集群化治理对创作者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增加了内容生产的确定性（通过明确的规则和可预期的激励），另一方面显著压缩了创作自主权，创作者为获取流量奖励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以符合平台期待，加剧了劳动强度和自我剥削。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提出\u0026quot;集群化治理\u0026quot;这一分析性概念，为平台治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与既有文献中强调算法作为治理核心机制的取向不同，本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治理中\u0026quot;人的因素\u0026quot;的关键作用。内容运营人员作为平台与创作者之间的中介，执行着一种既具人情味又高度制度化的管理实践，这种实践无法简单地被归类为算法治理或市场治理，而是一种融合了科层制管理、社区动员和游戏化激励的混合治理形式。\n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集群化治理中\u0026quot;遮蔽效应\u0026quot;的运作机制。平台通过精心建构的社区叙事和机会话语，将本质上的控制关系转化为看似自愿的参与行为。创作者在群组中感受到的归属感和竞争动力，实际上是平台治理技术的产物，而非自发形成的社群关系。这一发现与Foucault关于治理性的论述形成呼应——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使被治理者将外在规训内化为自我管理的动力。\n从比较视角来看，本研究挑战了西方平台研究中\u0026quot;算法黑箱\u0026quot;的主导叙事。在小红书的案例中，治理不是不可见的算法过程，而是通过具体的人际互动、可观察的群组动态和显性的激励结构来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算法在中国平台中不重要，而是指出平台治理的实现路径远比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所暗示的更为多元和复杂。这种人工运营与算法推荐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反映了中国平台经济中独特的组织逻辑和文化传统。\n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呼吁关注平台劳动条件的改善。集群化治理虽然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定的确定性和支持，但其代价是创作自主权的丧失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未来的平台治理研究应更多关注创作者的主体性和抵抗策略，以及制度性改革如何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主要聚焦于小红书单一平台，未来研究可将集群化治理的框架拓展至其他中国平台（如抖音、B站）进行比较分析。\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clustered-governance-xiaohongshu/","summary":"提出集群化治理概念，揭示小红书通过主题群组策展和控制网红内容创作的机制。","title":"Clustered governance: how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urate and control influencers' content creation | 集群化治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如何策展与控制网红内容创作"},{"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使用与公众社会信念之间的动态强化关系。具体而言，研究考察左翼和右翼替代性新闻媒体的受众使用行为，如何与其对国家层面社会议题的感知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替代性媒体的使用是否会加强受众对特定社会议题的既有信念？反过来，这些信念是否又会驱动受众进一步选择与其立场一致的替代性媒体？这种\u0026quot;强化螺旋\u0026quot;效应在左翼和右翼替代性媒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议题本身的政治化程度是否构成强化过程的边界条件？研究选取了三个具有不同政治化程度的社会议题——医疗系统质量、经济状况和犯罪安全问题——作为分析对象，试图揭示媒体选择与信念形成之间的纵向互动机制。\n二、研究背景 当代媒体生态系统的碎片化和极化趋势为替代性媒体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在瑞典乃至整个欧洲，右翼替代性媒体（如 Nyheter Idag、Samhällsnytt 等）和左翼替代性媒体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显著的受众增长。这些媒体通常以挑战主流新闻叙事为己任，提供与传统媒体不同甚至对立的信息框架。与此同时，公众对社会议题的感知日益呈现出沿政治光谱分化的特征——例如，对移民与犯罪关系的判断、对医疗系统效率的评价等。在\u0026quot;后真相\u0026quot;时代的讨论中，学界对媒体如何塑造并强化公众信念投入了大量关注，但既有研究多为横截面设计，缺乏对因果方向和动态过程的考察。瑞典作为一个媒体信任度相对较高、但替代性媒体生态活跃的北欧民主国家，为研究这一议题提供了理想的比较情境。此外，不同社会议题在公共讨论中的政治化程度各异，这可能影响媒体效果的强度和方向，但既有文献对此缺乏系统性探讨。\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为 Slater (2007, 2015) 提出的强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RSM）。该模型超越了传统的单向媒体效果观，提出媒体使用与态度/信念之间存在双向的、随时间推移相互强化的动态关系。RSM 认为，个体倾向于选择与其既有态度一致的媒体内容（选择性接触），而接触这些内容又会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原有态度（媒体效果），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两个理论拓展：其一是不对称效应假说，即强化螺旋在右翼替代性媒体中可能比左翼替代性媒体更为显著，因为右翼替代性媒体通常提供更具情感动员力和反建制色彩的叙事框架；其二是议题政治化作为边界条件，即那些在公共讨论中被高度政治化的议题更容易激活强化螺旋机制。\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瑞典国家级六波概率面板调查数据（probability-based panel survey），时间跨度涵盖多年，以确保纵向因果推断的有效性。面板数据的设计允许研究者在控制先前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上，估计媒体使用与信念变化之间的交叉滞后效应（cross-lagged effects）。自变量为受访者对左翼和右翼替代性新闻媒体的使用频率，因变量为受访者对三个社会议题（医疗质量、经济状况、犯罪安全）在国家层面的感知评价。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的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进行分析，能够同时估计从媒体使用到信念以及从信念到媒体使用两个方向的纵向效应，并通过多组比较检验左翼与右翼媒体效应的不对称性。\n五、主要发现 强化螺旋效应在右翼替代性媒体使用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稳定：右翼替代性媒体的使用与对社会议题的悲观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强化关系，即使用右翼替代性媒体越多，越倾向于认为国家在医疗、经济和犯罪方面的状况恶化，而这种悲观感知又会驱动其进一步消费右翼替代性媒体内容。 左翼替代性媒体使用与社会信念之间的强化关系相对较弱，未达到与右翼媒体对等的效应量级，支持了不对称效应假说。 议题的政治化程度构成强化螺旋的边界条件：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如犯罪/移民相关）中，强化效应更为明显；在政治化程度较低的议题中，媒体使用与信念之间的互动强度减弱。 研究结果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政治兴趣、意识形态自我定位等潜在混淆因素后依然稳健。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为理解替代性媒体在当代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研究结论表明，强化螺旋并非在所有类型的替代性媒体和所有议题中均匀发生，而是受到媒体意识形态取向和议题政治属性的共同调节。右翼替代性媒体之所以更容易产生强化螺旋，可能与其内容策略密切相关——这些媒体倾向于采用情绪化、危机化的叙事框架，将社会问题归因于主流体制的失败，从而更有效地激活受众的负面社会感知并促进选择性接触。\n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对 RSM 模型进行了有意义的拓展，将不对称性和议题政治化纳入模型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强化螺旋发生的条件和机制。研究提醒学界不应将替代性媒体视为同质化的类别，左翼与右翼替代性媒体在内容生产逻辑、受众动机和社会效果方面可能存在本质差异。\n从社会与政策角度看，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政治极化的媒体驱动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右翼替代性媒体使用与悲观社会感知之间的强化螺旋持续累积，可能加剧社会信任的侵蚀和政治共识的瓦解。研究也指出，议题政治化本身既是媒体竞争的产物，也是强化螺旋的催化剂，这揭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u0026quot;政治化-极化\u0026quot;反馈循环。未来研究应扩展到更多国家情境和更长时间跨度，以检验这些发现的普遍性和机制的稳定性。\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digital-journalism/alternative-media-reinforcing-spirals/","summary":"基于瑞典六波面板数据，揭示右翼替代性媒体使用与社会信念间存在强化螺旋效应，且受议题政治化程度调节。","title":"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ernative Media Use and Societal Beliefs? Issue Politicization and Asymmetrical Effects as Boundary Conditions | 替代性媒体使用与社会信念的强化关系：议题政治化与不对称效应作为边界条件"},{"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青少年女孩在夜间外出（going out at night）场景中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实施相互照护（care）的实践行为。研究对象为38名青少年女孩，她们在夜间社交活动中形成了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紧密支持网络。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当社交媒体被整合进青少年女孩的日常关怀实践时，这种技术中介化的关怀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它如何重塑了年轻女性之间的互助关系？同时，当关怀实践流经商业化的数字基础设施时，又会产生哪些新的脆弱性和期望？研究试图超越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简单价值判断，转而深入探讨技术与关怀实践之间复杂的共构关系，理解青少年女孩如何在潜在风险环境中通过数字工具构建安全网络。\n二、研究背景 当代社会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讨论往往被技术悲观主义（techno-pessimism）叙事所主导。公共话语中充斥着对社交媒体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网络欺凌、隐私侵犯等负面后果的担忧，尤其当涉及青少年女孩群体时，这种焦虑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单一化的叙事忽略了年轻人在实际使用中展现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研究领域长期关注年轻女性在公共空间中面临的安全威胁，包括性骚扰、酒精相关风险等。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女孩发展出了丰富的同伴照护策略，而社交媒体日益成为这些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位置共享、实时消息、群组通话等功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安全保障工具，形成了一种嵌入日常社交实践的\u0026quot;中介化关怀\u0026quot;模式。\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采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feminist ethics of care）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交叉视角作为理论框架。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强调关怀是一种关系性实践，它既包含情感维度也包含物质维度，是维系社会纽带的基础性劳动。STS视角则引入了\u0026quot;基础设施\u0026quot;（infrastructure）的概念，将社交媒体平台理解为关怀实践得以运作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一理论组合使研究者能够关注到：关怀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通过特定物质-技术装置（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实现的；当商业平台成为关怀的传导媒介时，关怀实践本身也会被技术逻辑所形塑，产生新的规范性期望和潜在的断裂风险。\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8名青少年女孩进行了5组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焦点小组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研究对象的特点：以朋友群组为单位组织讨论，营造轻松自然的对话氛围，鼓励参与者分享真实的夜间外出经历和社交媒体使用故事。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到群体互动中自然浮现的关怀叙事，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协商与确认过程。数据分析结合了女性主义STS的分析敏感性，关注技术、身体、情感和社会规范之间的交织关系，力图呈现中介化关怀的多层次面貌。\n五、主要发现 社交媒体被深度整合进青少年女孩夜间外出的照护实践中，形成了涵盖出发前协调、外出期间实时联络、归家后确认安全的完整关怀链条。 位置共享、\u0026ldquo;到家报平安\u0026quot;消息、群聊中的实时状态更新等功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系统化的互助安全机制，体现了年轻女性的集体能动性。 研究有力地挑战了技术悲观叙事，展示了社交媒体作为积极关怀资源的面向，揭示了青少年女孩并非被动的技术受害者，而是主动的关怀实践者。 当关怀实践依赖商业技术基础设施时，它也变得脆弱：网络中断、手机没电、平台故障等技术问题会直接威胁到关怀链条的完整性，制造新的焦虑。 中介化关怀创设了新的规范性期望——未能及时回复消息或分享位置可能被解读为\u0026quot;不关心\u0026quot;或\u0026quot;不安全\u0026quot;的信号，形成了新的社交压力。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既不将社交媒体简单地妖魔化为对青少年有害的工具，也不天真地将其美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通过女性主义STS视角，研究揭示了技术中介化关怀的根本性双重性（ambivalence）：社交媒体确实为青少年女孩提供了强大的互助支持系统，使她们能够在潜在风险环境中构建集体安全网；但与此同时，这种对商业平台的依赖也引入了新的脆弱性维度。\n研究进一步指出，当关怀流经算法驱动的商业基础设施时，关怀实践本身也会发生转变。平台的设计逻辑——即时性、可见性、量化反馈——被内化为新的关怀规范，使得\u0026quot;好的照护\u0026quot;越来越与\u0026quot;持续在线\u0026quot;和\u0026quot;即时响应\u0026quot;画等号。这不仅增加了个体的情感劳动负担，也使得那些无法持续连接的群体面临被排斥的风险。研究对社交媒体治理和青少年数字素养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政策制定者应当认识到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复杂性，避免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措施，而应支持年轻人发展批判性地使用技术进行关怀实践的能力。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中介化关怀的差异性表现，以及平台设计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而非削弱年轻人的关怀实践。\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mediated-care-adolescent-girls/","summary":"研究社交媒体如何成为青少年女孩夜间外出时相互照护的基础设施，揭示技术中介化关怀的双重性。","title":"'Us girls … we have such a strong support system': mediated care among adolescent girls on a night out | 社交媒体中介化关怀：青少年女孩夜间外出中的互助支持系统"},{"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对象是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及其对自身在平台生态系统中位置和关系的认知与理解方式。研究提出\u0026quot;迷魅意义建构\u0026quot;（enchanted sensemaking）这一创新性理论框架，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内容创作者如何理解和解释自己与算法、平台及更广泛的创作者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算法机制高度不透明、收入来源不稳定、职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创作者发展出了怎样的认知策略来赋予自身经验以意义？研究进一步追问这种意义建构方式的功能性后果：迷魅化的理解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创作者应对不确定性，又在何种程度上遮蔽了创作者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和剥削关系？通过将\u0026quot;迷魅\u0026quot;（enchantment）这一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的概念引入平台研究，本研究为理解数字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路径。\n二、研究背景 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将内容创作作为职业或重要收入来源。然而，这一领域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绝大多数创作者面临着深刻的不确定性：算法推荐逻辑不透明、平台规则频繁变更、收入波动剧烈、职业路径缺乏保障。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创作者的\u0026quot;算法想象\u0026quot;（algorithmic imaginaries）——即创作者基于有限信息对算法运作方式的推测和信念——但对于创作者更广泛的意义建构实践关注不足。在现实中，创作者并非仅仅在理性地推测算法规则，他们还在情感性地、直觉性地、甚至神秘化地理解自己的平台经验。一条视频突然爆火被归因为\u0026quot;宇宙的安排\u0026quot;，持续的创作困境被理解为\u0026quot;算法对我的惩罚\u0026quot;，这些叙事超越了纯粹理性的框架，进入了迷魅的领域。理解这种意义建构方式对于完整把握创作者的劳动体验和主观世界具有重要意义。\n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融合了三个经典的\u0026quot;迷魅\u0026quot;理论传统，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工具。第一个传统来自Max Weber的\u0026quot;世界祛魅\u0026quot;（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论述，Weber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通过理性化和科学化消除世界的神秘性；本研究反向追问在高度技术化的平台环境中\u0026quot;再迷魅\u0026quot;（re-enchantment）是否以及如何发生。第二个传统来自人类学家Alfred Gell的\u0026quot;技术迷魅\u0026quot;（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概念，Gell认为复杂技术产品因其超越观者理解能力而产生类似魔法的魅力效果；算法系统的不透明性正具有这种迷魅特质。第三个传统来自Johan Huizinga的\u0026quot;游戏迷魅\u0026quot;（play enchantment），强调游戏参与者如何在明知规则人为设定的情况下仍全身心沉浸于游戏世界。三种理论传统的整合使研究者能够捕捉创作者意义建构中理性、情感与想象的复杂交织。\n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创作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来收集经验材料。访谈设计围绕创作者如何叙述和解释自己的平台经历展开，特别关注那些超越纯粹理性解释的叙事片段——即创作者使用隐喻、类比、拟人化或超自然修辞来描述自身经验的时刻。研究样本涵盖不同发展阶段（新手到成熟创作者）、不同内容领域和不同平台的创作者，以确保理论发现的多样性和饱和度。数据分析采用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编码策略，在三个迷魅理论传统的指导下进行开放编码和主题分析，逐步识别出迷魅意义建构的类型学结构。研究特别注意区分\u0026quot;作为修辞策略的迷魅叙事\u0026quot;和\u0026quot;作为真实认知模式的迷魅信念\u0026quot;，以确保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n五、主要发现 研究识别出四种迷魅意义建构类型：（1）直觉（intuition）——创作者依赖\u0026quot;感觉\u0026quot;和\u0026quot;直觉\u0026quot;来理解算法偏好，将成功归因于与平台节奏的神秘共振；（2）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创作者将创作过程描述为超越日常自我的灵性体验，赋予内容生产以更高的存在意义；（3）神化（deification）——创作者将算法拟人化甚至神化，赋予其意志、情绪和偏好，如\u0026quot;算法喜欢我\u0026quot;或\u0026quot;算法在惩罚我\u0026quot;；（4）游戏（play）——创作者将平台互动理解为游戏，在明知规则不公的同时享受参与的乐趣和挑战。 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两个分析维度：迷魅实例（enchantment instances）指向具体情境中的迷魅体验，如某次内容意外爆火时的惊奇感；迷魅模式（enchantment patterns）则指向持续性的认知框架，即创作者长期用以解释平台关系的结构化叙事。 迷魅意义建构具有显著的功能性作用：在面对算法不透明性和职业不确定性时，迷魅化的理解方式为创作者提供了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和情感支撑，帮助他们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维持行动动力。 然而，迷魅也产生了遮蔽效应（obscuring effect）：通过将结构性问题（如平台权力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个体化和神秘化，迷魅意义建构阻碍了创作者对自身处境的批判性认识和集体性抵抗。 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作者展现出不同的迷魅模式：新手创作者更倾向于神化和直觉型建构，而成熟创作者则更多采用游戏型建构，反映出经验积累对迷魅形式的调节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u0026quot;迷魅意义建构\u0026quot;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为平台研究和数字劳动研究贡献了重要的概念工具。研究表明，内容创作者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远非纯粹理性的认知过程，而是深刻嵌入了迷魅化的感知、叙事和信念体系。这一发现挑战了既有文献中将创作者视为理性行动者（rational actors）的隐含假设，揭示了在高度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人类认知系统会自然地诉诸于非理性的意义建构策略。\n从理论层面而言，Weber、Gell和Huizinga三种迷魅传统的整合证明了跨学科理论对话在平台研究中的生产力。Weber的祛魅/再迷魅辩证法揭示了一个悖论：技术系统越是复杂和不透明，使用者越可能以神秘化的方式来理解它；Gell的技术迷魅概念精准地捕捉了算法\u0026quot;黑箱\u0026quot;对创作者产生的认知效应；Huizinga的游戏理论则解释了为何部分创作者能够在明知结构性不公的情况下仍保持积极参与的动力。四种迷魅类型的识别不是静态的分类学，而是动态的光谱——创作者可能在不同情境和不同职业阶段之间流动。\n研究的批判性贡献在于揭示了迷魅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迷魅意义建构为创作者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资源来应对职业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在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维持创作动力和职业认同。另一方面，迷魅也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通过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体化的叙事（\u0026ldquo;我的直觉不够好\u0026quot;\u0026ldquo;算法不喜欢我\u0026rdquo;），它系统性地阻碍了创作者对平台权力关系的批判性认识，削弱了集体行动和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这一分析与更广泛的批判性平台研究形成呼应，后者指出平台经济中个体化话语如何服务于掩盖结构性剥削。\n在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建议媒介素养教育和创作者权益倡导不应仅聚焦于提供\u0026quot;正确的\u0026quot;算法知识，而应帮助创作者反思自身意义建构实践中的迷魅成分，培养一种既能承认不确定性又不陷入神秘化的批判性认知能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迷魅意义建构在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平台生态和不同创作领域中的变体，以及平台设计特征如何有意或无意地促进或抑制迷魅化认知的生成。\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enchanted-sensemaking-creators/","summary":"提出迷魅意义建构框架，揭示内容创作者如何通过神秘化叙事理解其与平台的关系。","title":"Enchanted sensemaking among content creators | 内容创作者的迷魅意义建构"},{"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澳大利亚新闻从业者在年度性自然灾害密集期——即作者所命名的\u0026quot;创伤季\u0026quot;（Trauma Season）——中面临的职业创伤暴露问题。研究的核心对象是那些在报道丛林火灾、洪水、气旋等灾难事件时，本身也是受灾社区成员的记者群体。研究提出的关键问题包括：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身份（报道者）与个人身份（受灾者）发生重叠时，他们如何经历和表达创伤？这种周期性、可预见的创伤暴露模式对新闻职业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记者如何通过元新闻话语来协商和建构其在创伤情境中的专业角色认同？研究试图填补现有新闻创伤研究中对季节性、结构性创伤暴露模式关注不足的空白。\n二、研究背景 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一种周期性的灾害模式：每年夏季（大致从圣诞节前后延续至新年之后），极端高温、丛林火灾、洪水和热带气旋频繁发生，构成了一个可预见的灾难新闻密集期。2019-2020年的\u0026quot;黑色夏天\u0026quot;（Black Summer）丛林火灾更是将这一现象推至极端，数百万公顷土地被焚毁，整个国家陷入持续数月的灾难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和区域新闻机构的记者面临独特挑战：他们不仅需要持续报道灾难，而且往往自身也处于灾难影响之中——家园受到威胁、社区遭到破坏、亲友面临危险。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模式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使得\u0026quot;创伤季\u0026quot;正在变得更长、更为严酷，对新闻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构成日益严峻的系统性威胁。\n三、理论背景 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核心支柱之上。其一是元新闻话语理论（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theory），该理论关注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公共和半公共话语来定义、协商和合法化其职业实践与角色边界。在创伤报道情境中，元新闻话语成为记者处理专业规范（客观性、情感克制）与个人经历（创伤反应、情感表达）之间张力的重要场域。其二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理论，源自Hochschild的经典框架，用于分析记者在灾难报道中被要求进行的情感管理——既要对受众呈现适当的专业形象，又要在内部处理自身作为受灾者的复杂情感。两个理论的结合使研究能够揭示创伤季中新闻职业文化的深层运作机制。\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mixed methods），结合问卷调查（survey）与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两种数据收集途径。问卷调查面向经历过创伤季报道的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收集其创伤暴露频率、心理健康状况、组织支持感知等量化数据，旨在描绘创伤季对新闻从业者群体影响的整体图景。深度访谈则深入探讨个体记者的创伤经历叙事、情感劳动策略和元新闻话语建构。数据分析阶段，研究者运用元新闻话语分析框架，系统识别记者在讨论创伤季经历时使用的话语策略，包括合理化机制、边界维护话语和情感表达规范等。\n五、主要发现 \u0026ldquo;创伤季\u0026quot;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揭示了自然灾害新闻创伤并非随机、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结构性、周期性和可预见性特征的系统性职业风险。 记者在创伤季中面临独特的\u0026quot;双重暴露\u0026rdquo;（dual exposure）：作为新闻工作者在职业层面反复接触创伤性材料，同时作为社区成员在个人层面直接经历灾难影响，两种创伤源相互叠加放大。 元新闻话语分析揭示了记者在创伤季中进行复杂的情感劳动：一方面，传统新闻职业文化中的\u0026quot;坚韧\u0026quot;规范要求情感克制；另一方面，记者也在发展新的话语资源来合法化情感表达和心理支持需求。 气候变化正在使创伤季变得更加严酷和持久，记者群体面临累积性创伤（cumulative trauma）和职业倦怠的加剧风险。 新闻机构在创伤季的组织支持普遍不足，缺乏针对季节性创伤暴露的系统性应对机制和心理健康支持资源。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最重要的概念贡献在于\u0026quot;创伤季\u0026quot;这一术语的提出和理论化。它不仅是对澳大利亚特定现象的描述性命名，更是一个具有广泛分析潜力的理论概念。\u0026ldquo;创伤季\u0026quot;将记者创伤从个体化、事件化的理解框架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看到创伤暴露的结构性、制度性和生态性维度。在气候变化加速的全球背景下，类似的季节性灾害密集期正在多个地区出现，这一概念具有跨国别的适用潜力。\n研究对新闻职业文化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客观、冷静和情感距离，在创伤季的极端情境下不仅难以维系，而且可能对记者的心理健康产生有害影响。然而，元新闻话语分析也显示出变化的迹象——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公开讨论创伤经历，挑战\u0026quot;铁人\u0026quot;文化，为新闻行业中的脆弱性表达开辟空间。这种话语转变虽然缓慢，却标志着新闻职业文化向更具关怀性方向的演进可能。\n研究的实践意义同样重大。它呼吁新闻机构将创伤季视为可预见的制度性挑战，而非突发性的个体问题，从而在组织层面建立预防性的支持体系——包括轮岗机制、心理咨询资源、工作量管理和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的编辑实践。对于更广泛的新闻学研究领域，本文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新闻工作条件的系统性影响，将环境正义与媒体劳动议题相连接，为未来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journalism-studies/trauma-season-journalism/","summary":"提出\u0026quot;创伤季\u0026quot;概念，探讨澳大利亚记者在夏季灾害密集期既是报道者又是受灾者的双重身份困境。","title":"It's Trauma Season - 创伤季：澳大利亚记者在自然灾害新闻周期中的情感劳动与创伤暴露"},{"content":"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系统考察记者在数字平台上的信息中介实践（intermediation practices），即记者如何通过点赞（liking）、评论（commenting）、分享（sharing）等平台特有的互动功能来组织、策展、选择和核实公共信息流。研究对象为9名来自德国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研究关注他们在Twitter/X、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上的日常中介行为。核心研究问题包括：在平台化的公共领域中，记者发展出了哪些新的信息中介实践？这些实践具有怎样的参与门槛和民主价值？记者自身如何理解和建构这些中介行为的意义？研究旨在将视角从\u0026quot;记者如何适应平台\u0026quot;的被动框架转向\u0026quot;记者如何在平台上主动创造新的中介实践\u0026quot;的能动性视角。\n二、研究背景 数字平台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公共传播的基础设施。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机构垄断着信息的选择（gatekeeping）和分发（distribution）功能，记者是连接事件与公众的核心中介者。然而，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进程打破了这一格局：算法成为新的信息分发者，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点赞、分享等行为参与信息的策展和传播。在这一背景下，记者的传统中介角色面临根本性的重新定义。现有研究大量关注记者如何\u0026quot;适应\u0026quot;平台环境——例如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个人品牌、如何处理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等，但对记者在平台上实际发展出的具体中介实践及其民主意涵的探讨仍然不足。平台提供的点赞、评论、分享等功能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构成了一套新的意义生产和信息组织机制，记者对这些功能的使用值得深入研究。\n三、理论背景 研究植根于新闻学中的\u0026quot;中介\u0026quot;（intermediation）理论传统，将记者理解为民主社会中信息流通的关键中介者，其核心功能包括信息选择、验证、语境化和分发。在平台化背景下，研究引入\u0026quot;平台化公共领域\u0026quot;（platformed public sphere）的概念框架，关注公共交流如何被平台的技术架构和商业逻辑所形塑。此外，研究借鉴了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的分析路径，将记者的平台行为理解为具有特定规则、意义和能力要求的社会实践，而非简单的工具使用。这一理论组合使研究能够在微观的日常行为与宏观的民主功能之间建立分析联系，将看似琐碎的点赞、分享行为置于新闻业民主角色转型的更大图景中加以理解。\n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创新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对9名德国主要新闻机构记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包含两个精心设计的互动任务。第一个任务要求记者可视化其社交网络（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即用图形方式呈现他们在平台上与不同行动者（同事、消息源、受众、政治人物等）的互动关系网络。第二个任务要求记者用语言描述其典型的平台使用实践（verbalizing practices），详细叙述他们在不同平台上进行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的具体情境和考量。这种将可视化与语言化相结合的方法设计是本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之一，它能够激发受访者对日常化、习惯化的平台行为进行反思性表达，从而揭示隐含在\u0026quot;自动化\u0026quot;行为背后的专业判断和意义建构。\n五、主要发现 记者在数字平台上发展出了多样化的信息中介实践，这些实践具有显著不同的参与门槛（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从低门槛的\u0026quot;点赞\u0026quot;到高门槛的\u0026quot;原创评论\u0026quot;，形成了一个参与强度的连续谱系。 不同的中介实践承载着不同的民主价值：分享行为主要服务于信息分发和议程设置功能；评论行为则涉及公共讨论和观点表达；点赞行为看似简单，实际上具有信号传递和网络建构的复杂功能。 记者对平台中介实践的意义建构过程揭示了深层的专业张力：一方面，平台互动被视为与受众连接、维护专业可见性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过度的平台参与又被认为可能损害专业权威性和客观立场。 研究识别出\u0026quot;新闻中介实践\u0026quot;作为一种新兴的专业实践类型，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编辑选择行为，也不同于普通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而是具有新闻专业逻辑的独特实践形态。 记者之间在平台中介实践的积极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其所在媒体的组织文化、个人职业认同以及对平台角色的认知密切相关。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经验三个层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层面，研究超越了既有文献中\u0026quot;记者适应平台\u0026quot;的被动性叙事框架，转而探索记者如何在平台环境中主动创造新的中介实践。这一视角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记者重新定位为平台化公共领域中的能动行动者，而非技术变迁的被动承受者。\u0026ldquo;新闻中介实践\u0026quot;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理解数字时代记者角色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它捕捉到了介于传统守门（gatekeeping）与普通用户参与之间的独特专业行为模式。\n在方法层面，研究的创新性质性设计——结合可视化社交网络与语言化平台实践的双重互动任务——为未来的平台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模板。这种设计有效地克服了研究日常化数字实践的方法论难题：当行为高度习惯化时，受访者往往难以将其表达为清晰的话语，而可视化工具的引入为反思性表达提供了具体的锚点。\n在经验层面，研究揭示了新闻中介实践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记者在平台上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分享都不是随意的社交行为，而是嵌入了专业判断、职业考量和身份管理的策略性实践。不同实践之间的民主价值差异提示我们：在评估平台化对新闻业的影响时，不应将所有平台行为一概而论，而需细致区分不同实践的功能和意涵。研究同时也指出了潜在的风险：当记者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平台逻辑时，其传统的独立中介者角色可能面临侵蚀。如何在积极参与平台生态与维护专业自主性之间取得平衡，仍然是数字新闻业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不同国家和媒体体制背景下的比较分析，并探讨平台治理规则变化如何影响记者中介实践的演变。\n","permalink":"https://nju-journalism-lab.pages.dev/posts/2026-05-18/journalism-studies/journalistic-intermediation-platforms/","summary":"探讨记者如何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平台行为重构其信息中介角色，揭示新闻中介实践的民主价值差异。","title":"Liking, Commenting, Sharing: Journalistic Intermediation Practices on Digital Platforms | 点赞、评论、分享：记者在数字平台上的信息中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