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The TikTok news challeng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 organization on the editorial decision-making of TikTok editor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研究对象： 本研究聚焦于比利时地方新闻品牌《安特卫普报》(Gazet van Antwerpen)的TikTok编辑团队，以该新闻编辑室作为案例，深入观察其TikTok新闻内容生产过程。研究关注的核心对象是负责TikTok内容生产、制作与发布的专职社交媒体编辑（记者）。
核心研究问题： 论文旨在探究以下核心研究问题（RQ）：哪些因素影响了TikTok编辑的编辑决策？他们在为该平台制作新闻内容时面临哪些具体挑战？研究进一步通过“影响层级模型”，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在个体、新闻常规、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等不同层面上相互交织，并塑造了TikTok新闻的最终形态。
二、研究背景
现实背景：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新闻机构正日益将内容生产和分发重心转向这些平台。TikTok作为增长最快的社交媒体平台，尤其受到年轻受众的青睐，其独特的算法驱动内容分发、娱乐化基调和原生视频格式，与传统的Facebook等平台存在根本差异。新闻机构为了接触到年轻受众、建立品牌认知，纷纷入驻TikTok，并开始聘用专门的TikTok编辑和视频记者。然而，TikTok“以娱乐为本”的逻辑与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新闻编辑室需要在这个新兴且不稳定的领域中进行艰难的平衡，不仅要应对平台逻辑的压力，还要处理组织内部的融合和代际冲突。
研究意义： 现有的社交媒体新闻研究多集中于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对TikTok新闻“幕后”生产过程的实证研究极为匮乏。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首次在TikTok新闻编辑室进行的民族志观察，能够超越对平台发布内容的文本分析，直接揭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隐性决策、挑战和协商。这有助于理解新闻业在社交媒体时代更广泛的转型趋势。
三、理论背景
1. 核心理论框架：影响层级模型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 HOI) 论文应用了Shoemaker和Reese提出的影响层级模型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该模型将影响新闻内容的因素划分为五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层面：个体层面（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特征、价值观）、常规层面（结构化的、重复性的生产实践）、组织层面（组织结构、政策）、社会制度层面（外部力量如信源、广告商、平台政策）以及社会系统层面（宏观文化与社会动态）。作者利用这一模型揭示了TikTok新闻生产挑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不同层级上动态交互的结果。
2. 文献基础：平台化与社交媒体新闻 本研究建立在一系列平台化研究和社交媒体新闻研究之上。它追溯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概念，即社交媒体的通用逻辑和特定平台功能如何重塑新闻常规和决策。过往研究显示，新闻机构和记者为适应平台逻辑，往往会在客观性、把关等传统规范上做出妥协。然而，最新的文献综述（Degen等，2024）指出，这并未导致根本性的范式转变，而是一种情境化的、经过协商的实践调整。此外，研究也继承了关于社交媒体编辑角色（处于新闻与市场营销交叉点）以及不同平台间新闻价值和形式（如标题软化、多模态变更）的差异化研究成果，并将这些议题延伸至TikTok这一特定平台。
四、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化方法，以实现方法学上的三角互证。
- 参与式观察：第一作者于2024年1月8日至3月6日，以类似于实习生的角色，嵌入《安特卫普报》新闻编辑室进行田野调查。总观察时长约200小时，其中50%的时间跟随核心研究对象TikTok团队，另外50%的时间与Facebook团队和社交媒体营销团队一起工作，以获取更广泛的背景。
- 深度访谈：在民族志工作结束后，对社交媒体新闻行动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用以交叉验证观察所得。
样本与数据来源：
- 案例选择：《安特卫普报》（GVA）因其在TikTok上的快速增长（2022年9月才开通，2023年已实现旗下最快增长）及其在Mediahuis传媒集团内的典型位置而被选为单一案例。研究开始时账号约3.5万粉丝，结束时达5万。
- 数据收集：研究者获得了对该报文章、元数据、受众指标和社交媒体后台的完全访问权限。数据通过手写笔记和录音等形式记录，随后被转录和分析。
- 数据分析：使用NVivo软件对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并依据影响层级模型的个体、常规、组织和制度等层面进行归类。
五、主要发现
通过“影响层级模型”，研究识别出TikTok编辑面临的五大关键挑战：
1. 个体层面的“多样性”挑战 (Challenge of Diversity) TikTok编辑的年轻身份和多元种族背景深刻影响了内容生产。他们有着强烈的内在驱动力，自觉地通过选题和采访（如特意进行多样化的人物街采）来呈现安特卫普城市和年轻受众的多样性。他们将自己视为能讲述“只有他们能讲的故事”的人，但也使其在编辑部内成为“异类”，并与传统记者在“无知”和“封闭”的认知上形成对比。
2. 常规层面的“适应”挑战 (Challenge of Adaptation) 由于TikTok对新闻编辑室而言仍是新生事物，组织并未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固定生产常规。编辑们在高度自主的状态下，进行着一种动态的、不断试错的自我管理。他们的工作流受到品牌偏好、算法要求、平台限制、新闻价值观、个人风格及受众反应等多重因素的混合驱动。算法的极度不透明和难以预测（被称为“新闻生涯中最大的谜”）让他们陷入“做想做的内容”和“做流量好的内容”之间的矛盾挣扎中。
3. 组织层面的“融合”挑战 (Challenge of Integration) TikTok团队在编辑部内的被接纳是一个渐进且不平坦的过程。虽然视频的病毒式传播效果最终让大多数同事看到了TikTok的附加价值，并主动配合提供“适合TikTok”的故事，但仍然遭遇了代际阻力，部分年长记者（50岁以上）拒绝协作甚至提供错误信息。此外，视频字幕的拼写错误引发了与“真正记者”的专业边界争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新常规——字幕需经文字编辑审核才能发布，这被TikTok编辑视为一种保护而非负面限制。
4. 组织层面的“盈利”挑战 (Challenge of Profitability) TikTok和Instagram不像Facebook能直接引导流量变现，这使TikTok团队陷入了“不产生收入”的生存焦虑中。编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预算紧缩时自己可能是首批被裁撤的对象。这形成了新闻室内一个鲜明对比：TikTok记者享有高度自主权，而传统记者正被施加越来越多的条框限制。管理层虽认同TikTok在品牌建设和培养年轻受众忠诚度方面的长期战略价值，但直接盈利能力的缺失仍是悬在团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5. 社会制度层面的“平台动态”挑战 (Challenge of Platform Dynamics) TikTok不透明的“黑箱”算法和内容审查政策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制度性压力。研究期间，团队因报道足球迷袭击事件而遭到为期6周的全账号封禁，这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审查倾向。为避免再次违规导致永久封禁，编辑们内化了审查标准，主动“排除”某些新闻选题，这一“平台审查”机制直接影响了新闻选择的编辑部自主权。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TikTok的新闻生产是一个充满协商性、偶然性和即兴性的过程，而非平台逻辑对新闻业单向的、决定性的改造。五大挑战揭示了在数字时代，新闻机构如何在维系新闻专业理想、应对商业生存压力和迁就平台技术/制度逻辑之间进行复杂的斡旋。
学术贡献：
- 深化与修正平台化理论：研究发现平台化影响深远但并非整齐划一。TikTok记者在个体层面通过“多样性”等专业承诺，能动地重塑了平台逻辑，将公共服务目标（如种族多元）融入娱乐化表达中，修正了平台化理论中略显决定论的倾向。
- 拓展影响层级模型的应用：论文成功将经典的HOI模型应用于全新的TikTok新闻生产情境，揭示了社交媒体新闻编辑室的特有张力和层级互动，证明了该模型在分析当代数字新闻业时的有效性。
- 推进社交媒体新闻编辑研究：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TikTok编辑”作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的新闻角色的工作实践、身份认同和经济处境，丰富了关于社交媒体编辑的研究谱系，并指出其工作常态是实验性的、缺乏制度化的基础。
- 引入平台治理的分析维度：研究将平台的审查/封禁政策这一重要的制度性约束摆在台前，说明平台治理已成为影响编辑部内容选择和言论自由的结构性因素，拓展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