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Influencing the news: how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ffect news media trust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是美国境内的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SMIs）及其粉丝群体，系统探讨他们对新闻媒体信任的影响。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在于，在主流新闻媒体信任度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影响者作为日益重要的新闻来源，究竟是在侵蚀还是补充公众对传统新闻媒体的信任。为此，作者提出并检验了五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分别是比较SMI粉丝与非粉丝在以下方面的差异：对新闻媒体的整体信任度（RQ1）、对SMI新闻的信任度及其对媒体信任的效应（RQ2a, RQ2b）、对社交媒体新闻的信任度及其对媒体信任的效应（RQ3a, RQ3b）、传统媒体使用习惯及其对媒体信任的效应（RQ4a, RQ4b），以及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媒体信任的影响差异（RQ5）。这一系列递进式的问题设计，旨在系统厘清SMI、社交媒体新闻信任、传统媒体使用和意识形态这四个关键变量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公众的新闻媒体信任。

二、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部分揭示了一个新闻业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一种新兴传播力量的崛起。首先，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媒体信任度，尤其在美国，已跌至历史冰点。论文引用多项权威调查指出，美国民众对媒体的整体信任度仅为32%，在46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垫底。与此同时，以TikTok为代表的社交和视频平台上，传统新闻品牌和记者正艰难地寻求突破，而社交媒体影响者（SMIs）和替代性声音则成为公众，特别是年轻群体获取新闻的首选来源。研究报告显示，在多个主流社交平台上，人们更倾向于从影响者而非主流媒体那里获取新闻。

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构成了研究的现实意义。低信任度削弱了新闻业作为民主基石的功能，而影响者的崛起则改变了信息生态的权力结构。然而，对于影响者如何具体影响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即二者之间是替代、竞争还是共生关系，现有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究社交媒体影响者在新闻信任变迁中扮演的真实角色，这对理解并应对当前信息环境下的新闻信任危机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学术价值。

三、理论背景

论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关于社交媒体影响者（SMI）的独特性研究和关于新闻媒体信任的多维归因研究。作者将这两条理论线索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个动态的、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分析模型。

首先，论文深入阐述了SMI的理论角色和传播力量。SMI被定义为通过独特品牌和人设与粉丝建立亲密、可信关系的自创内容者。文献综述表明，他们因被视为比传统名人更真实、可亲（authentic and relatable）而获得了粉丝的高度信任，从而成为强大的意见领袖。SMI与新闻界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们绕过传统媒体的“把关”，直接向公众传播包括突发危机、健康信息在内的各类新闻。甚至有部分记者也转型为“记者影响者”（journo-influencers），或主流媒体从影响者内容中寻找素材。理论上，这种跨界融合有可能将影响者所享有的信任“嫁接”到主流媒体上，也有可能因其散布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行为而加剧公众对机构（包括媒体）的不信任。

其次，论文围绕“新闻媒体信任”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理论溯源和归因。信任被定义为“受众基于对媒体会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行事的期望，而愿意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处于脆弱状态”。影响信任的因素是多维的，包括：1）社交媒体使用模式，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新闻源会降低对机构的信任；2）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易感性，接触假新闻和深度伪造（deepfakes）内容会削弱新闻信任；3）意识形态与党派偏见，美国保守派普遍对主流媒体抱有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这种“敌对媒体现象”在数字时代因社交媒体的信息碎片化和替代性媒体平台的兴起而被放大，意见领袖的新闻分享也被证明会加剧其追随者的不信任。

正是基于以上多方面的理论背景，作者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张力：一方面，影响者本身被高度信任，但社交媒体环境充斥着不信任因素；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信任，而影响者可能在其中扮演着加剧或缓和的角色。本研究正是要通过系统比较，验证影响者是在助长不信任，还是作为一种“补充性”力量，甚至可能修复一部分媒体信任。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在线问卷调查方法，数据收集通过专业调查公司Qualtrics的样本库完成。样本经过随机抽样设计，旨在反映美国人口普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种族、性别、收入、政党认同和地理区域），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25名社交媒体用户。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8月9日至22日。

研究通过两道筛选问题确定最终分析对象。首先，排除那些“很少/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受访者。其次，在给出明确定义后，通过一个二分变量让剩余受访者自报是否为社交媒体影响者（SMI）的粉丝，最终将样本分为两组：SMI粉丝组（731人）和非粉丝组（525人）。

在变量测量上，论文进行了非常精细和全面的操作化设计，主要变量包括：

  1. 新闻媒体信任：这是核心因变量，采用斯特龙巴克等（Strömbäck et al., 2020）推荐的双量表法进行测量。第一个量表测量对媒体机构和人士提供之信息的普遍信任度（5题）；第二个量表则从新闻实践、媒体类型、记者、报道内容四个维度测量对媒体专业规范（如公平、无偏见、完整性、准确性、事实与观点分离）的信任度（20题）。最终，将两个量表所有题项的得分平均，合成一个综合新闻媒体信任度分数（Cronbach’s α = .97，信度极高）。
  2. 社交媒体新闻信任：采用单一题项，直接询问受访者认为来自社交媒体的新闻和信息有多值得信赖（1-5分制量表）。
  3. SMI新闻信任：测量方式同上，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来自社交媒体影响者的新闻和信息信任度。
  4. 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单一题项，询问受访者使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印刷版和在线版）作为新闻来源的频率（1-5分制量表）。
  5. 意识形态：为避免简单的二分法，研究采用多题项合成连续变量。受访者先在1-5分制量表（1=非常自由主义，5=非常保守主义）上自评总体倾向，再分别就经济政策和社会议题（如堕胎、LGBTQ+权利）进行评价，最后计算均值作为意识形态得分（α = .83），分数越高表示越保守。

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用于组间比较的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以及用于检验多变量影响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OLS Regression），分析过程清晰地对比了SMI粉丝组和非粉丝组的差异。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颠覆了许多先前关于社交媒体对新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呈现出一种更为积极的“补充与支持”图景，具体发现如下：

  1. SMI粉丝更信任传统新闻媒体：与普遍印象相反，SMI粉丝在所有维度上的新闻媒体信任度均显著高于非粉丝。无论是在对媒体信息来源的总体信任上，还是在对媒体专业操守（如公平、准确、全面报道）的信任上，粉丝组的得分都系统性地高于非粉丝组（例如，综合信任均值：3.09 vs 2.73）。
  2. 信任SMI新闻与媒体信任呈正相关：粉丝和非粉丝对SMI新闻的信任，均显著且正向地预测了他们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有趣的是，这种正向影响在粉丝（β=.29）和非粉丝（β=.26）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表明信任影响者的新闻内容并不会转移或削弱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反而可以增强它。
  3. 社交媒体新闻信任同样提升媒体信任：与以往“社交媒体使用降低媒体信任”的研究发现不同（但呼应了部分近期研究），本研究发现对社交媒体新闻的信任同样增强了对新闻媒体的信任，且在SMI粉丝中的正向效应（β=.25）强于非粉丝组（β=.13）。
  4.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影响：本研究最有趣的发现之一。SMI粉丝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比非粉丝更保守。然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仅在非粉丝组中显著降低了新闻媒体信任（β=-.16），而在粉丝组中则没有表现出显著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关注影响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效应。
  5. 传统媒体使用的正向作用：SMI粉丝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略高于非粉丝。使用传统媒体这一行为本身，在两个群体中都能提升新闻媒体信任，且提升效应在非粉丝组（β=.21）中略高于粉丝组（β=.19）。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社交媒体影响者（SMIs）在当前的新闻生态系统中，对主流新闻媒体信任扮演着**补充性（complementary）和支持性（supportive）**的角色，而非一种替代性的威胁。与过往研究的负面论调不同，数据显示，成为SMI的粉丝以及对SMI新闻内容的信任，不仅与较低的媒体信任无关，反而与之正相关，甚至可能缓冲掉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部分不信任效应。

论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系统性的实证检验：它是“首批全面考察与SMI相关的一系列信任相关变量的研究之一”，填补了以往研究多采用零散、分割方式考察这一议题的空白。
  2. 挑战并修正了既有认知：研究有力地驳斥了将社交媒体影响者简单等同于“假新闻和错误信息传播者”的刻板印象，揭示了在其传播生态中，存在大量与主流新闻框架一致、避免争议、侧重客观信息的内容，这些内容帮助巩固了受众对新闻业整体的信任。这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流动提供了更精细、多维的视角。
  3. 揭示了意识形态效应的复杂性：关于保守主义对媒体不信任的结构性影响，本研究的发现修正了简单化的结论，揭示出这种影响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会被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如关注SMI）所调节，这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4. 连接理论与实践：实践上，研究建议主流新闻媒体不应将SMI仅视为竞争对手，而应考虑与他们进行合作，利用其在特定受众群体中的高度信任来扩大自身内容的覆盖面和可信度，这对于应对新闻回避和信任危机具有策略性启示。

最后，论文诚恳地指出了研究局限，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应区分不同类型的SMI（如传统自创型与记者型）、纳入新闻素养变量、对新闻内容体裁进行细分，并建议采用多波次纵向调查以揭示更清晰的因果关系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