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How Do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Factors Shape News Authentication? Comparing Misinformation Resilience Across Hong Kong,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民的“新闻核实（News Authentication）”行为，即个体在接触到可疑新闻时，主动通过交叉验证或社会讨论等方式来核实其真实性的行为。研究将此行为视为个体乃至社会层面抵御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展现“错误信息韧性（resilience to misinformation）”的一个关键指标。
核心研究问题在于探索个体层面与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如何协同作用，进而塑造公民的新闻核实行为。具体而言，研究从两个维度展开探究：
- 在个体层面，依据计划行为理论（TPB），考察代表行为控制和既有信念的个体特征——如教育水平、内部政治效能感、制度信任和阴谋论信念——如何影响新闻核实行为。
- 在社会层面，基于韧性模型（resilience model），分析并比较具有不同政治与媒体环境特征的三个社会（中国香港、荷兰、美国）在新闻核实行为水平上的差异，并探讨这种宏观结构差异如何调节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
二、研究背景
在信息生态普遍受到错误信息污染的当下，培养公民抵御其传播的能力已变得日益紧迫。以往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将“错误信息韧性”视为一种由制度和文化因素塑造的集体特质，例如一个社会较低的极化程度和强大的公共服务广播（PSB）系统会提升韧性。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公民在个体层面识别和应对错误信息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的出发点在于指出，韧性不仅依赖于宏观结构条件，也依赖于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动机。因此，研究选取“新闻核实”这一兼具规范理想与实践必要性的个体行为作为切入点。在平台干预和事实核查服务效果有限的背景下，个体主动进行的新闻核实扮演着对抗错误信息的重要角色。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跨国比较，厘清究竟是在宏观层面提供工具性资源（如自由且多元的媒体）的社会更能激发这项行为，还是在宏观层面缺乏抵御机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更能促使个体采取“自下而上”的应对策略，从而为不同社会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公民信息免疫力提供实证依据。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
计划行为理论： 研究采用社会认知视角，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来解释新闻核实这一行为的个体层面动因。该理论认为，行为受行为控制、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本研究并未直接测量针对新闻核实的特定态度或控制力，而是将其作为概念框架，识别出更广泛的个体预测因子：
- 行为控制： 引入教育水平（代表实际知识和技能）和内部政治效能感（代表对理解并参与政治事务能力的信心）作为个体执行新闻核实行为之实际能力与感知能力的指标。
- 行为态度： 引入个体的既有政治信念作为态度的代理变量，包括制度信任（对政府、法律、媒体等机构的正面期望）和阴谋论信念（认为权力精英在秘密协调以谋取私利的信念），它们分别代表了对权威信源和传统机构的正面与负面评价，从而影响个体对新闻核实行为必要性和期望结果的判断。
韧性模型： 这一模型源于对社会韧性的讨论，将抵御错误信息的韧性定义为一种受政治与媒体环境塑造的集体特征。模型指出，像美国这样的极化严重、媒体信任度低、碎片化且公共服务广播弱的社会，在抵御错误信息方面比一些西欧国家更为脆弱。研究据此进行了“最大差异系统设计”的比较，选取了在这两个关键结构性维度上存在差异的中国香港、荷兰和美国：
- “媒体支持与共识型” vs “低信任、政治化与碎片化”的媒体环境： 美国和中国香港被归为后者，其特点是政治极化和党派媒体现象严重，媒体信任度低，公共服务广播薄弱；而荷兰则更接近于前者。
- 新闻自由： 美国和荷兰拥有较高程度的新闻和多元媒体，而中国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来明显倒退。
理论框架的互动关系在于，韧性模型为解释社会间新闻核实水平的差异提供了宏观背景，而计划行为理论为解释该行为在相同或不同社会内部个体间的差异提供了微观机制。研究最终旨在探究这两种理论视角的结合点，即宏观环境如何为个体的能力与动机提供不同的机会和约束。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多国比较调查设计，并通过预注册（preregistration）来增强研究的透明度。
研究方法： 采用基于人口的横截面在线问卷调查（population-based online survey）。为了检验假设，主要使用了多组结构方程模型，该方法能够比较不同社会群体中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差异，并进行潜变量的均值比较。
样本与数据来源：
- 调查时间： 2022年2月。
- 样本规模： 总样本量为6,082名成年人，其中中国香港1,750人，荷兰1,981人，美国2,351人。
- 样本构成： 参与者年龄在18至65岁之间，通过Qualtrics在线样本库，采用配额分层抽样方法招募，以确保样本在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方面接近各国人口普查数据。
核心变量测量：
- 因变量（新闻核实）： 分为人际核实（如询问亲友、查看社交媒体）和机构核实（如查看其他主流新闻媒体、咨询事实核查机构、使用搜索引擎）两个维度，用5级李克特量表测量过去两周内各个渠道的使用频率。
- 个体层面自变量：
- 行为控制： 教育水平（根据不同教育体系采用当地化量表测量）、内部政治效能感（2个题项，李克特5级量表）。
- 既有信念： 制度信任（对行政首长/总统/首相、法院、立法机构等6个机构信任度的量表）、阴谋论信念（采用阴谋心态问卷，5个题项，李克特5级量表）。
- 控制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政治兴趣、政治意识形态、新闻消费频率。
五、主要发现
社会层面的差异：
- 就机构核实行为而言，美国和中国香港的潜变量均值（M=3.16）相近，均高于荷兰（M=2.92）。
- 就人际核实行为而言，美国的均值（M=3.07）最高，其次是中国香港（M=2.78），荷兰最低（M=2.63）。
- 这表明新闻核实行为在极化严重、媒体信任度低、信息环境碎片化的美国和中国香港更为普遍，而非在媒体系统更具共识性和支持性的荷兰。新闻自由似乎不是推动该行为的关键结构因素。
个体层面因素与新闻核实的关系：
- 内部政治效能感（支持H1b）： 在所有三个社会中，政治效能感都是人际核实和机构核实行为的稳健正向预测因子。对自己政治能力的信心越高，越可能进行新闻核实。
- 教育（部分支持H1a）： 教育水平仅在美国样本中显著正向预测两种新闻核实行为。在香港和荷兰，教育的影响不显著。
- 制度信任（回答RQ1）： 与部分质疑相反，在所有三个社会中，制度信任均正向预测新闻核实行为。对政府、法律等机构信任度更高的人，反而更倾向于去核实新闻。
- 阴谋论信念（拒绝H2）： 与“阴谋论信念会抑制核实”的假设完全相反，研究发现，在荷兰和美国，阴谋论信念越强的人，进行人际和机构核实的频率反而更高。此关联在香港不显著。
个体-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
- 政治效能感和制度信任是跨社会一致的、促进新闻核实的个体因素。
- 教育的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仅在信息环境极为复杂的美国才凸显其重要性，暗示教育在应对高难度信息挑战时成为一种关键能力。
- 阴谋论信念的“反常”正向作用仅出现在西方民主社会（荷兰和美国），揭示了新闻核实可能存在“阴暗面”，即它可以成为一种被反建制情绪驱动的政治工具。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如下：
重新诠释了“韧性模型”： 新闻核实更常见于错误信息风险高但结构性防御资源匮乏的社会（美国、中国香港），而不是风险较低、结构性防御较强的社会（荷兰）。这揭示了新闻核实主要是一种由需求驱动的、自下而上的个体能动性，是公民在面对宏观结构缺陷时的一种主动应对和韧性表现。高风险的媒体政治环境激发了核实的需求，而非因缺乏工具而阻碍了该行为。
确证了公民赋能与责任感的关键作用： 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制度信任是跨越不同政治与媒体环境的、培育韧性的普遍性因素。前者提供了“我能做”的控制感，后者则可能反映了“我应该做”的公民责任感。这一发现强调了，即使面对复杂的媒体环境，对政治体系的基本信任和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是驱动公民采取积极信息甄别行为的重要心理资源。
揭示了新闻核实的“阴暗面”： 研究的重要突破在于发现了新闻核实与阴谋论信念的正面关联（在荷兰和美国）。这表明，对于某些对既有体制持怀疑态度的群体，新闻核实可能并非出于追求事实真相的规范性目的，而是被用作一种政治行为——通过寻找另类信源来质疑和解构他们不认同的主流叙事，甚至是在他们自己的社群中集体“揭穿”其认为的官方谎言。这种行为模式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而非缓解信息失序。
对两种核实方式的统一性理解： 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关键因素对人际核实和机构核实的影响方向一致，表明两种行为虽然渠道不同，但都源于个体批判性的新闻参与，共同依赖于能力和动机。
本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单一的规范性视角，通过跨层级的比较分析，将新闻核实定位为一种由个体能力和动机与宏观结构风险互动而共同塑造的、可能兼具规范性和政治性双重含义的复杂传播实践。它修正并拓展了现有的韧性模型，强调了在对抗错误信息的研究中必须同时关注结构条件与个体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