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Who is the News-Consuming Child? How Producers of Children’s Journalism Construct their Audience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芬兰儿童新闻的生产者，即五家主流媒体（Sanoma 的 Lasten uutiset、Hufvudstadsbladet 的 HBL Junior、Yle 的 Yle Mix 与 Yle Watt Nytt、Apu 杂志的 Apu Juniori）中负责为 8～13 岁儿童制作新闻的记者。核心研究问题是：在媒介全面渗透和读写能力下降的社会背景下，新闻生产者如何构想（想象）他们的儿童受众？这种对受众的想象如何影响他们对儿童新闻的角色和意义的理解，又如何反过来建构记者自身的专业形象？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众多媒体公司通过推出儿童新闻产品来表达对年轻受众的重视，这些产品涵盖纸质副刊、视频节目和多平台资讯。芬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案例：该国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极高，新闻极化程度低；2016 至 2021 年间，芬兰相继涌现了五款面向 8～13 岁儿童的全新新闻产品，且国家层面雄心勃勃地推动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然而，儿童新闻的生产者面临着独特的张力——既要坚持真实、中立等新闻专业理想，又必须考虑儿童受众的特殊性，例如需要采用适龄报道、提供安抚策略、避免引发过度焦虑。已有研究指出，儿童新闻在内容上容易偏向中上层阶级儿童，生产者所设想的“理想用户”也往往是成熟、学业优异的中产阶级儿童。因此，探究生产者究竟如何想象儿童受众，对于理解儿童新闻的内容偏向、覆盖盲区以及新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本文采用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尤其是福柯式的话语概念，认为受众并非纯粹客观的实体，而是被“想象”出来的，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受众的想象过程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成人记者天然处于权威位置，在界定“儿童需要什么”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上而下的凝视。同时，与儿童和童年相关的多重话语——如发展心理学所强调的认知阶段论与童年社会学所主张的多元童年——在记者的言说中交织、竞争或并存。本文的理论基点在于，记者对“他们”（儿童）的建构，同时也是对“我们”（记者自身）的建构。此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法律与政策框架，为记者想象儿童受众预设了规范性参照，使这一想象过程既受话语权力支配，也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基于这一框架，本研究通过分析访谈中的陈述规则性，揭示生产者所运用的主要话语形构。

四、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对象为芬兰五个近年新创儿童新闻产品背后的六位全职记者（其中一家较大的新闻室有两名记者分别受访）。这些产品包括：以视频为主的 Lasten uutiset、半月刊报纸 HBL Junior、多平台（Yle Areena、YouTube、TikTok）发布芬兰语新闻的 Yle Mix、瑞典语视频新闻 Yle Watt Nytt，以及杂志 Apu Juniori，目标受众均为 8～13 岁小学阶段儿童。访谈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通过微软 Teams 进行，另有一次补充访谈于 2023 年 3 月完成。经转录后，采用 Niels Åkerstrøm Andersen 的陈述分析法，以“陈述”作为最小话语单元，借助 Atlas.ti 软件进行多轮编码，识别出反复出现的话语规则，并归纳出四种主要的话语形构。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研究伦理遵循芬兰国家研究诚信委员会的规范。

五、主要发现

1. 四种核心话语形构

  • 儿童作为积极有能力者：记者普遍认为儿童聪明、知识面广、善于快速解码信息，是“数字原住民”。他们相信儿童有能力理解世界，但需成人适当调整新闻的形式和长度，以适应其尚在发展中的注意力与认知能力。
  • 儿童作为脆弱者：脆弱性被建构为儿童成长的固有维度。记者不断在报道中权衡，担心过多信息会损害“童年纯真”。他们视儿童新闻为一种“安全避风港”，用以抵御虚假信息、数字危害等“威胁景观”，在告知与保护之间来回摇摆。
  • 儿童作为未来公民：基于发展心理学视角，儿童被看作走在通往成年路上的未完成个体。记者将儿童新闻定位为“主动的公民教育”，强调通过新闻培养儿童的民主素养，使其未来能够接管社会。这一话语带有强烈的文化再生产色彩。
  • 儿童作为同质群体（普遍主义话语）：记者常将儿童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拥有共通的“儿童世界”，对儿童兴趣和需求进行泛化处理，仅在考虑到区域市场差异（如都市与边远地区）时，才暂时放弃这种同质化建构。该话语贯穿于前三种话语，容易遮蔽性别、阶级、族裔等多元性。

2. 儿童新闻作为一种理想

生产者并不仅仅将儿童新闻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而是将其建构成一种承载规范性价值的“理想”。这一理想将儿童新闻定义为帮助儿童应对日常生活、社会风险以及各种“威胁”的核心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良好童年”理念和儿童权利公约的指引。它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是记者在专业角色中寻求意义的重要来源。

3. 记者角色的自我建构：抚慰性导师

在脆弱与能力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中，记者将自己塑造为“抚慰性导师”。他们既不像纯粹的教育者那样承担教学责任，也不似一般记者那般仅提供中立信息。他们以年长者的姿态引导儿童认知世界，同时体贴地安抚其情绪，力求与儿童建立基于忠诚与尊重的长期关系。这种导师身份使记者从中获得伦理上的慰藉，并丰富了其对职业的想象。

4. 理想与消费逻辑的混合

尽管主导话语高度理想化，但消费主义逻辑亦不时浮现。记者会出于培养未来忠实受众的动机，在新闻与游戏、国际娱乐等内容争夺中做出妥协。普遍主义话语的暂时退让（如主动区分城市与乡村儿童）也往往与触达更广泛消费市场的考量相关，表明消费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儿童的媒介想象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平滑地混合在一起。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芬兰儿童新闻生产者在想象受众时，同时动用了“儿童作为有能力者”和“儿童作为脆弱者”两大话语，并辅以“未来公民”和“普遍主义儿童”的建构。这种持续的协商使得儿童新闻被主要定义为一种理想，而非简单的新闻实践或格式。记者由此确立了“抚慰性导师”这一核心专业身份，既致力于保护儿童免受各种各样的当代威胁，又着力培养其成为未来的民主公民。这一理想化建构虽为儿童新闻提供了明确的伦理方向，却也存在简化和遮蔽儿童经验多样性的风险。要践行更具包容性的儿童新闻，未来的实践与研究或许需要超越成人单方面的“想象”，转向与儿童本身的真正合作。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将话语理论与“想象的受众”概念应用于儿童新闻生产研究，细致呈现了记者如何在专业理想、儿童权利和市场逻辑之间进行复杂的意义协商，为北欧语境下新闻与儿童关系的理解提供了扎实的经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