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The news we choose to trust: Examining long-term mainstream versus non-mainstream news consumption and trust in a liberal-authoritarian media system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加坡这一“自由威权媒体体制”下的新闻受众。其核心研究问题在于，受众对主流新闻媒体（mainstream news media）与非主流新闻媒体（non-mainstream news media）的长期消费行为如何影响他们对这两类媒体的信任度，反之亦然。由于新加坡的所有媒体，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都受到政府监管，西方语境下“主流vs.替代性（alternative）媒体”的对立分析框架在此并不完全适用。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新加坡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重新分类，进而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1. 在个体内层面，对主流和非主流新闻的信任是否会正向影响相应的新闻消费（及反向影响），形成一个“强化螺旋”效应？
  2. 在个体间层面，主流和非主流新闻的消费与信任基线是否呈现正增长？
  3. 在个体内和个体间层面，对一类新闻（如主流）的信任和消费，如何影响对另一类新闻（如非主流）的信任和消费？这两类新闻的信任与消费关系是竞争还是互补？

二、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建立在新闻信任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和新闻消费形态变迁的现实之上。传统观点认为，人们倾向于消费他们信任的新闻源，但现实中，部分受众因感知到主流媒体的偏见而转向替代性信源，使得新闻消费与信任的关系变得双向且复杂。特别在新冠疫情（COVID-19）期间，公众对新闻的高度依赖使这种关系更加凸显。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大多数关于新闻消费与信任的长期互动研究都根植于西方自由主义媒体体制，而新加坡独特的“自由威权”媒体体制（即媒体所有权与内容生产均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但形式上仍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自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相对研究不足的案例。在此背景下，简单地将媒体二分为“主流”与“替代性”难以成立。因此，本研究需要重新界定并探讨，在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受众对两类同样受政府监管但内容风格有所不同的新闻媒体，其消费与信任模式为何，这对于理解非西方媒体体制下的舆论动态和维护社会信息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1. 新闻信任与消费的互惠因果关系： 文献综述梳理了新闻信任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两种主要路径：“媒体效果”（media effects）路径指出，反复的新闻消费可通过“虚幻真实效应”（illusory truth）或接触专业的新闻实践来培养信任；而“选择性”（selection）路径则认为，信任作为一种“声誉启发式”（reputation heuristic），引导受众优先选择并消费他们认为是可信的新闻来源。这两种路径的并存构成了一个“相互因果”难题。

2. 强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 Model, RSM）： 为解决上述难题，本研究采用了Slater (2007, 2015) 提出的强化螺旋模型。该模型理论化地指出，媒介使用会产生相应的媒介效果（如态度、信念的改变），而这种效果又会反过来强化对该媒介的选择性使用，形成一个随时间推移的“正反馈循环”或“维护”状态。RSM强调分析个体内效应（intra-individual effects，即消费与信任在个体内部的跨时间交叉滞后影响）和个体间效应（inter-individual effects，即不同个体消费与信任的基线水平及其增长轨迹的关系）。

3. 开放动态系统： RSM同时指出，强化螺旋并非在封闭系统中运行。竞争性的替代媒介构成了“开放动态系统”中的外部力量，可能会限制或抑制某一特定媒介消费-信任的螺旋式强化。本研究据此将主流与非主流新闻视为这个开放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考察它们之间的消费与信任是如何相互竞争、抑制或补充的。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具体设计如下：

  • 研究方法：对三波在线固定样本调查数据进行纵向分析，采用潜变量曲线模型与结构化残差（LCM-SR）、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及多变量潜增长曲线模型（LGCM）等多种高级统计建模技术。
  • 样本：数据来自新加坡的三波在线调查。第一波（2020年12月，n=1606）、第二波（2021年6月，n=800）和第三波（2021年12月，n=1016）。最终分析对象为完整参与了三波调查的427名新加坡居民（21岁以上）。样本在年龄、性别、族裔等方面具有代表性。
  • 核心变量测量：
    • 新闻媒体类型界定：基于内容和发布平台区分“主流新闻”（由报业控股和新传媒组成的双寡头垄断的、内容同质化的传统媒体，如《海峡时报》、亚洲新闻台）和“非主流新闻”（网络原生、内容更具实验性但同样需获得政府许可的私营媒体，如Mothership）。
    • 新闻信任：通过单一题项，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分别测量受访者对主流新闻和非主流新闻的总体信任度。
    • 新闻消费：通过4个题项（如阅读报纸、收看电视新闻）测量主流新闻消费频率；通过单一题项测量非主流新闻消费频率（仅限阅读在线网站，以与主流新闻的线上消费进行更清晰的区分）。
  • 分析策略：
    1. 首先建立随机截距模型，再引入随机斜率构建潜变量曲线模型，通过卡方检验比较模型拟合度，以决定为哪些变量构建包含增长因子的LCM-SR模型或RICLPM模型。
    2. 通过分析模型中的自回归路径、交叉滞后路径及潜变量因子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来回答关于个体内和个体间效应、强化螺旋、竞争与互补关系的各项研究问题。

五、主要发现

  1. 未发现典型的“强化螺旋”效应：研究没有在主流或非主流新闻的消费与信任之间发现同时存在的、正向的媒体和选择性效应（即正反馈循环）。这表明二者关系并非简单的相互强化。
  2. 主流新闻消费存在“参与悖论”：在个体内层面，主流新闻消费反而导致对主流新闻信任的下降（媒体效果为负），同时，对主流新闻的信任也负向影响其后续消费（选择效果为负）。然而，主流新闻消费本身具有很强的自回归效应，即人们即使信任度下降，仍然持续消费主流新闻。
  3. 非主流新闻消费呈现“积极效果但不可持续”：非主流新闻的消费能正向提升受众对它们的信任（正媒体效果），但这种信任不能维持其长期的消费水平（消费的自回归效应为负）。这表明对非主流新闻的信任虽可被培养，但消费行为可能具有偶发性。
  4. 两类新闻间的激烈竞争效应：信任具有排他性。在个体内层面，对非主流新闻信任度的提高会显著削弱后续的主流新闻消费。在个体间层面，对主流（或非主流）新闻初始信任度越高的个体，其对另一类新闻信任的增长速度就越慢（“抑制效应”）。
  5. 两类新闻间的长期互补性：尽管存在竞争，但研究也发现，对主流新闻信任的增长速度与非主流新闻信任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同时，初始的非主流新闻消费水平正向预测了之后对主流新闻信任的增长。这表明，在受众的总体新闻“食谱”中，两类新闻也是互补的。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自由威权”的新加坡媒体体制下，通过区分“主流”与“非主流”新闻，超越传统的“主流-替代性”对立框架，深化了对新闻消费与信任长期动态关系的理解。

核心结论与学术贡献：

  1. 重构了媒体分类的讨论：研究证明，在非西方的媒体体制中，简单套用西方的“主流/替代性”媒体二分法是有问题的。基于内容特征和分发渠道的“主流/非主流”划分，为分析政府管控下的媒体生态提供了更适用的概念工具。
  2. 拓展了强化螺旋模型的应用：研究揭示了强化螺旋模型所预言的“开放动态系统”内部的复杂互动。主流与非主流新闻的信任既相互竞争（高信任一方会抑制对另一方的信任增长），又长期互补（信任的增长轨迹同步，且消费经验可迁移），这体现了它们在受众新闻“库”中的矛盾统一。
  3. 发现了独特的“参与悖论”：在低选择性的主流媒体环境中，受众可能出于信息刚需而“不得已”持续消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的新闻，这为“选择性曝光”理论提供了新的边界条件。
  4. 揭示了非主流新闻的信任机制：非主流新闻虽然可以在关键时刻通过提供异质叙事获得甚至巩固信任，但这种信任难以转化为稳定的高频消费，其消费表现出更强的偶发性和工具性。

总之，研究结论表明，即使在国家对媒体有强大影响力的体制下，公众对不同类型新闻的信任与消费关系也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传递，而是一个充满竞争、补充和内在矛盾的动态过程。理解这种复杂性是提升新闻信任、应对信息环境挑战的关键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