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Influencers” and the Blurring of Lines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韩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时事广播节目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如何影响新闻实践中的主观性表达**。核心研究问题在于探讨：在韩国时事广播节目中，主持人（包括网络影响者和隶属于新闻机构的专业记者）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主观性模式？这种主观性具体通过两个维度来考察：（1）署名主观性（byline subjectivity），即主持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表达个人观点或评价、以及采用叙事性故事讲述的方式；（2）来源主观性（source subjectivity），即主持人在选择受访者和讨论议题时所体现的主观倾向，特别是这些选择是否与其政治立场一致。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网络影响者进入传统媒体后，是否加速了新闻业中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界限的模糊。

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现实背景是数字媒体生态的深刻变革。随着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崛起，大量普通个体获得了可见度和影响力，成为所谓的“微名人”（microcelebrities）或“网络影响者”。这一群体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主流新闻媒体，担任专栏作家或节目主持人，这一现象在韩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均有显现。网络影响者的介入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专业规范。与科班出身的记者不同，他们可能缺乏对客观性、中立性等专业标准的严格训练和恪守，从而可能将更浓厚的个人观点和情感表达带入新闻报道。同时，传统新闻业自身也在经历“情感转向”，叙事新闻、播客等形式日益流行，使得主观性表达变得更为普遍。在此背景下，研究韩国时事广播节目——这一介于传统新闻播报与观点对话之间的节目形态——中网络影响者与专业记者的主观性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理解新闻业规范在数字时代的演变，也为审视媒体监管、政治传播与公众信息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大核心脉络之上：一是新闻客观性规范的演变与批判，二是新闻主观性的多维类型学。

首先，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基本原则，要求事实与观点分离、保持中立无偏的立场。然而，这规范历来饱受批评，学者们指出新闻生产过程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局部的，因此主观性难以避免。从Tuchman（1972）将其视为“策略性仪式”，到后续学者倡导以“透明度”重新定义客观性，理论界对客观性的理解不断深化。数字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学者们指出公民新闻的兴起模糊了专业与个人、客观与主观的边界（Kristensen 2021; Wahl-Jorgensen 2020）。

其次，为系统分析新闻主观性，本研究主要借鉴了Steensen（2017）的主观性类型学，将新闻中的主观表达区分为署名主观性和来源主观性。署名主观性指记者将自己的视角、评价和第一人称叙述注入报道，形式包括表达个人观点、使用“我”字及叙事性故事讲述。来源主观性则指记者通过选择新闻内容、新闻源（受访者）以及议题框架来体现其主观偏好，这与把关人理论紧密相关。前人的实证研究已发现，各种形式的主观性其实一直存在于新闻史和不同类型的新闻文本中，从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到音乐评论，均有迹可循。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分野，来实证检验两种主观性在时事广播节目中的具体表现及在不同主持人类型间的差异。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旨在系统、量化地考察韩国时事广播节目中的主观性表达。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选取了韩国三家公共广播公司（KBS， MBC， CBS）的三档高收听率时事节目，共129期节目作为分析样本。节目及主持人选择具有鲜明的比较研究设计特征。样本采集了两个时段（2023年10月和2024年3月），巧妙利用了两档节目主持人因争议被替换的“自然实验”情境：原主持人为知名的政治立场鲜明的网络影响者（Joo Jin-woo, Shin Jang-sik），继任者则为来自同一机构的专业记者。同时，另一档由资深专业记者长期主持的节目（CBS《News Show》）作为参照组。这种设计能有效比较网络影响者与专业记者的差异。

编码方案： 根据Steensen的理论，本研究操作化定义了两个核心概念并进行编码：

  1. 署名主观性：通过三个指标测量——①表达观点/评价（是否存在带有主观评判的语言）；②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是否使用“我”）；③叙事性故事讲述（是否采用类似小说的故事结构，如设置中心人物、场景等）。
  2. 来源主观性：通过两个方面测量——①受访者选择，包括受访者类型（如政治家、专家、记者等）及其政治倾向（亲执政党、亲在野党、中立等）；②议题选择，包括议题的政治目标及其政治倾向（议题本身对哪个党派有利）。

信度检验： 由三位新闻专业研究生与研究者共同组成编码团队，经过系统培训后，随机抽取约14%的样本（18期节目）进行信度检验，编码员间信度系数在0.70至1.0之间，表明编码具备良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五、主要发现

本研究通过对129期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得出以下关键发现：

  1. 署名主观性普遍且高度存在，形式多样：

    • 绝大多数节目（70.5%）包含主持人的观点或评价，超过四成节目（41.1%）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这表明，表达个人看法和立场是此类节目的常态。
    • 叙事性故事讲述的使用率较低（7.8%），主要集中于个别网络影响者主持的节目。
    • 令人意外的是，网络影响者与专业记者在署名主观性的这两个主要指标上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两者都频繁使用主观性语言。

  2. 受访者选择高度集中于政界，但力求形式平衡：

    • 近七成（68.2%）的受访者为政治家，节目内容高度政治化。
    • 在受访者选择上，主持人倾向于同时邀请执政党与在野党代表，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平衡感。无论是网络影响者还是专业记者，其受访者的政治倾向分布没有显著地体现出主持人自身的党派偏见。

  3. 议题选择呈现显著的政治偏向，且因主持人类型而异：

    • 超过九成（90.7%）的节目讨论政治议题，且议题的政治倾向严重失衡：超过一半（51.9%）的议题对在野党有利，而仅16.3%的议题对执政党有利。
    • 网络影响者与专业记者在此表现出关键差异：网络影响者主持节目时，其议题选择的政治偏向与自身的政治立场高度一致。例如，一位立场偏自由派的网络影响者主持的节目中，81.8%的议题有利于在野党；而当该节目被MBC的专业记者接手后，这一比例立刻降至57.1%。
    • 相比之下，专业记者主持的节目在议题选择上则相对均衡，对执政党有利、对在野党有利及中立议题均有覆盖，未表现出与主持人个人政治立场明显挂钩的偏向。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韩国时事广播节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网络影响者进入传统媒体后，新闻主观性呈现复杂图景，并得出以下结论与学术贡献：

核心结论： 新闻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界限确实正在模糊，但这种模糊化并非单向的。署名主观性已成为一种跨记者类型的“新常态”，无论是网络影响者还是专业记者，都在节目中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和主观评价，这呼应了新闻业“情感转向”的宏观趋势。然而，在更具把关人色彩的来源主观性上，特别是议题选择环节，网络影响者和专业记者表现出本质区别。网络影响者更容易将个人政治立场带入对公共议题的选择和呈现，而专业记者则展现出更强的规范约束，力求议题的多元和平衡。

学术贡献：

  1. 深化了主观性研究：研究超越了仅将主观性视为情感表达的单一维度，通过Steensen的类型学框架，实证证明来源主观性（尤其是议题选择）是区分不同类型传播者是否恪守“准客观性”规范的关键场域。
  2. 揭示了制度性规范的力量：研究发现，在网络影响者和专业记者身上，抑制偏见的力量不同。对于受访者选择，所有人都受到避免受罚的“外在压力”（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的监管）而保持平衡；但在议题选择上，专业记者可能受“内在规范”（新闻机构的专业社会化）约束更有效，而网络影响者则更多地彰显个人立场。这为理解数字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存续与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3. 回应了数字媒体生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Usher（2021）等学者的观察，即网络影响者正将一种“观点景观”式的传播模式带入传统媒体，重塑着公共话语形态，但也凸显了传统新闻组织及其专业记者在维护基本规范上的独特价值。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样本中网络影响者均为自由派，且仅分析每期节目的第一部分，后续研究可纳入保守派网络影响者并进行更全面的节目分析，以获得更普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