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Never Reveal Anything”: On Negative Self-Branding and Relational Labor Practices of Journalists on Platform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意大利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我品牌化和关系劳动实践。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在新闻业日益平台化与劳动不稳定的背景下，记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品牌化和关系劳动？特别是，除了公开展示和积极互动之外，记者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减少互动、隐藏信息等“消极”行为来管理其专业形象和社会关系，从而产生一种新型的关系劳动形态？文章旨在发展并理论化“消极关系劳动”（negative relational labor）这一概念，将其置于批判性的平台劳动和数字劳动理论框架中进行探讨。
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立足于新闻业深刻的平台化转型背景。过去十余年，社交媒体平台彻底改变了新闻的形式、劳动过程与组织结构，记者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职业不稳定。新闻的平台化不仅将平台视为信息分发的渠道，更重新定义了内容的生产选择以及新闻机构、记者与受众的关系。在此环境下，记者获得公众关注、提升内容可见度并塑造可信且有影响力的专业形象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越来越多的记者通过在线自我品牌化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例如分享工作里程碑、传播个人作品及展示日常生活。社交媒体成为记者接触更广泛受众，并将自身转变为个人化新闻与观点中心的关键手段。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直接回应了新闻业劳动实践在数字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职业不稳定性和个体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如何理解记者在平台上的新型劳动形式。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批判性的数字劳动、非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理论之上，并与既有的关系劳动和自我品牌化概念进行对话。
- 非物质劳动与情感价值：文章回溯了Lazzarato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强调在此种劳动中，工人的主体性、沟通行为和社会关系本身成为价值生产的过程。Terranova进一步指出，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变得不可见且难以量化，商品不是一个成品，而是个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情感”作为价值生产的新基础，认为在社交媒体上，情感流是驱动传播、维系社会实践的生产性纽带，价值与创造这种情感纽带的能力相关。
- 关系劳动：文章核心概念之一。Baym将“关系劳动”定义为一种持续的、互动的、情感性的、物质性的和认知性的沟通工作，旨在通过长期沟通构建能够支持后续工作的社会关系结构。它区别于Hochschild的“情感劳动”在于其互动模式和时间跨度：关系劳动是长期、多主体、多层次的，且明确指向经济或职业收益。文章认为，尽管Baym的概念极具启发，但其理论根基偏向女性化的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传统，本文则意图将其更紧密地与批判性的平台逻辑下社会关系本身即为生产关系的论述相结合。
- 自我品牌化：文章将Gandini等人的自我品牌化理论视为关系劳动的一种具体表现模式。自我品牌化是为获取声誉资本和经济回报而进行的价值生产活动，它通过管理社会关系来展开，并与个人的社会身份表达紧密相连。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品牌化时，面对的是一个“想象的受众”，需要在自我推广的前台表演与保护隐私的后台之间寻求平衡。
- 消极关系劳动的理论提出：正是在上述理论交汇处，本文提出“消极关系劳动”这一原创概念。它脱胎于Baym的关系劳动，但更强调平台逻辑下情感与主体性的商品化。它特指那些旨在构建可供受众消费的自我形象，但却通过减少互动、隐藏信息等“减法”行为来完成的非物质和关系劳动。该概念借用摄影中“负片”的隐喻，指代那种“通过不沟通来达成自我推广”的劳动形态。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设计如下：
- 研究方法：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并使用扎根理论的取向对数据进行分析。
- 样本选择：研究对象为17名意大利早期职业生涯记者（年龄在23至35岁之间），男女比例大致均衡（9名女性，8名男性）。他们供职于全国和地方性报纸、电视台、在线媒体及新闻通讯社等多个平台，报道领域涵盖体育、调查、时事、地方、外事、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
- 数据来源：访谈数据于2019年至2020年间收集，通过面对面或在线视频通话方式完成，每场访谈平均时长45分钟。受访者通过滚雪球抽样法招募。
- 分析路径：访谈提纲采用由宽泛到聚焦的递进式设计，询问受访者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使用动机、关系建立与维系、受众观感以及公私行为划分等问题。数据分析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垂直阅读以把握叙事整体含义，再进行横向比较以识别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关键词，最终发展出新的概念类别。
- 研究伦理：为确保匿名性，所有受访者姓名均被替换为化名。
五、主要发现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研究主要发现记者的自我品牌化和关系劳动呈现出显著的“消极”或“减法”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处理“喷子”与批评：Twitter上的情绪与关系劳动
- 记者视Twitter为需要大量关系劳动的平台，互动行为（如关注、标记、转推）是为了建立和维护职业人脉。
- 面对网络恶意评论和批评，记者需要进行显著的情绪管理和策略性劳动。虽然这可能带来曝光度（“对可见度甚至有益”），但也可能导致个人痛苦、身心疲惫甚至人身安全威胁。
- 筛选与管理受众
- 记者会主动“管理”其关注列表和受众，例如取消关注那些内容不再“功能性”或与其专业形象不符的联系人（老同学等）。
- 他们会精心策划发布内容，以面向“想象的理想受众”——一群与自己相似的专业人士，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受众的筛选。
- 拥有高质量而非高数量的粉丝群被视为一种骄傲，这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化的关系劳动成果。
- 同行关系中同时存在协作（如共享工作岗位信息的群组）和竞争，后者导致记者为保护独家想法和新闻线索而选择“不发布”或“保持沉默”，即通过“不行动”来管理关系。
- “审慎”的自我品牌化
- 记者会随着职业发展，有意识地“重塑”（restyling）其在线公共形象，使其更贴合“优秀的记者”这一身份。
- 他们通过“控制节奏和数量”来构建一种优质的、不造成信息过载的形象，例如“吝啬点赞”、反复斟酌后删除帖子，以避免发表不当言论损害个人信誉。
- 过度的品牌化包装反而不被看好，记者追求一种看似不经包装的“真实”形象，但其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精心管理的自我品牌化实践，即展现“真实且优秀的记者”形象。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理论化并定义了“消极关系劳动”这一概念。研究认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记者通过一系列“减法”实践来构建专业形象和社会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点赞数量、隐藏新闻线索以避竞争、精心校准公开评论、选择基于“质量”的弱连接而非“数量”等。
这种劳动的本质是一种被筛选的、分隔化的、内隐的沟通性、表演性和情感性劳动。其目的是通过构建和维护被认为有利的关系，并管理被认为不利的关系，来创造价值和强化特定自我形象。它与Baym所定义的“关系劳动”一脉相承，同样涉及关系策略的制定、边界的设立和持续的意义构建。但关键区别在于，它将批判性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即社会关系本身成为生产关系，主体性被商品化）推向深入，强调在平台化的劳动逻辑下，一切（包括观看视频的被动秒数）都可能被量化为价值。因此，“非行动”也具有了生产性的目的——通过减法实践，社会关系成为价值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研究领域，它富有原创性地提出“消极关系劳动”概念，揭示了在平台环境中，相互作用和信息隐藏等“非行动”同样具有价值生产的意图和功能。第二，对新闻业研究领域，它为理解受职业不稳定和平台化双重影响的当代记者劳动活动，提供了新的解释工具。文章最后指出，虽然研究数据采集于2019-2020年，但随着TikTok等新平台的崛起，自我推广和关系劳动的需求并未减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消极关系劳动”在新的平台生态和不同职业群体中如何演变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