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Navigating the AI Hype: Chinese Journalists’ Algorithmic Imaginaries and Role Perceptions in Repor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身处人工智能（AI）全球热议背景下的中国记者。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中国记者在报道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时的认知与实践，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记者对算法和AI持有何种“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ies），以及这些想象如何塑造AI叙事；第二，记者如何感知围绕AI的“炒作”（hype）现象，并采取何种策略进行负责任的报道；第三，记者的这些观念与报道策略反映了怎样的新闻角色认知与表现（journalistic role performance）。研究旨在揭示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下，记者如何平衡国家战略、公共利益与专业规范，从而复杂化对AI话语建构及媒体炒作现象的理论理解。

二、研究背景

研究的现实意义建立在两个宏观背景之上。首先，全球范围内AI技术迅猛发展并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随着生成式AI（如ChatGPT）的普及，公众亟需对AI的社会、伦理和政治影响形成细致理解，而记者作为连接专家与公众的桥梁，其如何理解和报道AI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充斥着对AI的夸大宣传与不实承诺，即“AI炒作”（AI hype），这凸显了负责任、批判性报道的迫切性。

其次，中国的特殊国情构成了独特的研究场景。中国不仅将AI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力求在2030年成为全球AI领军者，而且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媒体与国家关系以及AI治理模式，均深刻影响着AI的开发、部署与公共传播。中国记者被期待既要支持国家的战略愿景，又要履行监督职责，促进关于AI伦理、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公共辩论。因此，探究中国记者如何在倡导技术进步与进行批判性报道之间取得平衡，对于理解特定语境下的新闻实践及更广泛的科技地缘政治图景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背景

论文的理论框架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构成。

  1. 算法想象与社会技术想象：研究借用布赫（Bucher）的“算法想象”概念，指人们想象、感知和体验算法的方式，这直接影响记者对AI的解读和报道。进一步，这一概念被置于更宏观的“社会技术想象”（Jasanoff & Kim）框架下，后者指集体想象的社会生活形态与科技项目。在中国打造“AI强国”的背景下，记者的算法想象参与了AI未来及其“物性”（thingness）的共同建构，揭示了技术、媒体、政治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2. AI炒作与媒体炒作：论文梳理了“AI炒作”的驱动机制（如拟人化、伪专家泛滥、错失恐惧症等），并引入“媒体炒作”（Vasterman）理论，指新闻生产中因自我强化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新闻浪潮，它不仅仅是夸张，更是通过重复和升级报道进行放大。研究关注记者如何看待并在报道中处理这种炒作现象，是放大、批判还是平衡呈现。

  3. 新闻角色理论：该研究将汉尼奇和沃斯（Hanitzsch & Vos）关于新闻角色的论述，以及梅拉多（Mellado）提出的六种角色表现（如传播-干预者、监督者、忠实-促进者、服务者、信息娱乐、公民角色）作为核心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记者的角色呈现出忠实-促进者与监督者之间的复杂张力，这为分析记者在AI报道中的立场和策略提供了直接的理论透镜。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18名中国记者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并运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

  • 样本：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了来自国家级、省级、市级及私营媒体机构，涵盖通讯社、电视台、报纸、新媒体等多种类型，以及不同报道条线（如科技、财经、教育）的18名记者。样本在地域和组织层级上具有多样性，旨在捕捉中国媒体环境的多元组织情境。
  •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2024年2月至9月间进行的18次深度访谈录音。每次访谈时长40至90分钟，以中文进行，并在知情同意下录音。访谈提纲围绕对AI和算法的定义、工作中的AI接触体验、AI报道过程与困难、对AI炒作的看法以及记者的角色认知等核心问题展开。
  • 分析方法：所有访谈转录后导入NVivo软件，采用溯因（abductive）与主题分析结合的方法，经过三轮编码（描述性编码、解释性编码和主轴编码），最终生成与三个研究问题相对应的核心主题。访谈引文由作者翻译为英文。

五、主要发现

研究分析揭示了三个核心发现：

  1. 将AI视为日常工具与革命性力量：记者的算法想象深受生成式AI应用（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的影响，普遍将其视为提升新闻生产效率的“工具”，如生成采访提纲、标题或AI主播，但强调AI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工作。同时，他们也从宏观视角将AI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记者对AI的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包括数据泄露、版权风险、机器幻觉等问题，并发展出标注AI内容、坚持人工审核等应对策略。

  2. “AI不是炒作”的认知：多数受访记者不认为自己参与了“媒体炒作”。他们认为AI得到的密集关注是合理的，因其技术影响力巨大且发展迅速。他们的报道被描述为“事件驱动型”（如AI峰会、产品发布），而非新闻室自我强化循环的产物。记者强调在报道中保持批判性和平衡性，既不全盘接受也不盲目拒绝，并审慎选择行业专家和学者作为信源，以抵御“伪专家”的炒作言论。即使涉及敏感或负面议题，他们也倾向于采取“建设性”和“解决方案导向”的框架。

  3. 受鼓励的忠实-促进者角色与受制约的监督者角色：在AI报道中，记者的“忠实-促进者”角色最为突出，他们自觉地将报道与国家AI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倾向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进行舆论引导。尽管“监督者”角色依然存在，例如对深度伪造诈骗等问题的批判性报道，但深度调查和分析性报道受到多重制约，包括：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导致报道时间与资源不足、科技公司保守封闭的公关态度、以及部分媒体与科技公司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记者在发表不利于企业的批评性报道时面临巨大压力。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论与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理论贡献：研究丰富了“算法想象”理论在非西方语境下的应用，揭示了中国记者的算法想象是技术实用主义、风险认知以及以技术民族主义为内核的国家社会技术想象的混合体。论文挑战了既有的“媒体炒作”理论，指出其可能需要情境化修正。在中国记者看来，对AI的持续关注是基于事件重要性，而非自我强化的新闻浪潮，这为理解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媒体放大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研究深化了对新闻角色表现的理解，表明“忠实-促进者”与“监督者”角色在中国并非绝对二元对立，而是在特定议题和语境下动态共存，且受到国家、市场（科技公司）和媒体机构三者权力关系的共同塑造。

  2. 实践意义：研究发现强调了提升记者AI素养（尤其是对系统底层逻辑和伦理风险的认知）以及建立明晰的组织使用与报道规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记者在规避AI内容责任方面的策略也凸显了在算法时代重新界定新闻生产责任链的重要性。

  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研究承认其样本（18人）的有限性，无法代表中国媒体生态的全貌，且质性研究的性质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扩展到不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比较分析，或采用历史性视角，进一步探究新闻角色和算法想象在不同媒体体系中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