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Migration of Authority” and Algorithm Training: Journalistic Roles in the Face of ChatGPT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波兰主流媒体机构中的新闻编辑部精英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当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能够自动创建内容（这历来是记者的核心任务）时，记者如何感知、应对并协商其职业角色。具体而言，研究围绕三个层层递进的研究问题展开：（RQ1）记者如何感知新闻业的自动化？（RQ2）自动化如何影响编辑部内的专业关系？（RQ3）面对ChatGPT，记者采用哪些策略来协商其制度性角色？通过解答这些问题，研究旨在深化对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如何影响新闻角色协商过程的理解。
二、研究背景
研究的现实背景植根于新闻业技术变革的浪潮之中。在经历了内容分发渠道自动化和算法选题阶段后，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新闻业进入了高质量文本和图像自动创建的新阶段，即“自动化新闻”的深化。这给新闻业带来了双重前景：一方面，它有望成为灵感来源，辅助完成标题生成、翻译、邮件撰写、社交媒体发布、数据收集等任务，从而将记者从耗时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缓解过度劳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虚假信息泛滥、新闻工作岗位流失以及新闻权威被侵蚀的深切忧虑。在此背景下，波兰的媒体机构（如Interia、wp.pl、Gazeta.pl等）自2013年起已逐步引入数据新闻和算法写作工具，甚至在2024年出现了用AI“主持人”替代人类记者的案例。这表明，波兰记者所面临的职业挑战具有全球性。理解记者在技术颠覆前夕如何感知和想象其角色变化，对于洞察新闻业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未来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核心理论之上。首先是汉尼奇和沃斯（Hanitzsch & Vos）的新闻角色理论。该理论将新闻角色定义为“新闻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身份的话语性表达与展现”，并可细分为多个层面：规范角色（社会对新闻业的抽象期望，如信息传播者、民主守护者）、认知角色（记者个体的职业抱负、信念与价值取向）、实践角色（记者在叙事和实际工作中的表现）。研究已发现，理想的规范角色与现实实践之间常存在“落差”，这种落差在监督者、公民角色等民主功能相关的角色上尤为显著。
其次是雷米和沃斯（Raemy & Vos）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闻角色协商理论。该理论认为，记者经常在个人身份认同、制度性抱负与组织需求之间进行协商。当角色抱负与日常现实产生不协调时，他们会采用多种策略来重新诠释和重塑角色，以保持与其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例如“挪用”策略（调整抱负以适应实践）或“退出”策略（离开新闻业）。本研究正是在这一理论链条上展开，旨在探究当ChatGPT这类能够替代记者核心任务（内容创作）的颠覆性技术出现时，记者会如何开启新的角色协商过程，并可能发展出哪些新的协商策略。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波兰主流媒体机构的新闻编辑部精英进行两轮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来收集数据。
样本选择遵循三个标准：（1）在波兰主流媒体（根据路透社数字新闻报告定义）工作；（2）具备丰富工作经验并在编辑部担任高级职位；（3）在职业工作中尚未使用基于AI的聊天机器人。选择符合标准c的样本是为了研究那些正面临变革但尚未适应变革的个体，这恰好符合关于“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如何协商角色”的研究问题。两轮访谈分别在2020/2021年（第一轮，n=16）和2022/2023年（第二轮，n=15）进行，共33人次参与。这种两阶段设计旨在捕捉在技术环境高速动态变化下新闻角色认知的演进过程。两个样本确保了在职位、工龄、年龄、媒体机构所在地和规模等专业与人口学特征上的可比性。
访谈协议在两次访谈中保持一致，围绕三个核心部分展开：当前制度角色、新技术在新闻业中的作用、预期的制度角色。所有访谈均为一对一、面对面进行录音，并保证了受访者的匿名性。数据分析采用“持续比较法”的迭代分析路径，首先使用“实境编码”来保留受访者生动的本土语言，然后通过研究者三角验证对编码和类别进行讨论、提炼和确认，以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了记者在感知自动化、其对编辑部关系的影响以及角色协商方面的关键主题：
对自动化的感知演变：
- 第一轮访谈：记者表现出“条件性接受”，将自动化视为日常工作的一种“可容忍的补充”，并自信于自身具备独特能力，认为自动化不会与之形成竞争。
- 第二轮访谈：记者普遍因ChatGPT的创造力、生成内容的高质量及其普及速度而感到“意外”。这种体验被视为整个记者社群的一次“突破性经历”，既感到着迷，又抱有距离。
自动化对编辑部关系的影响：
- 作为评估工具：自动化被管理者用作评价记者的工具，优秀的记者不再仅是写出好文章的人，更是能产出高点击率文本的人，这“规训”着记者。
- 作为自反性因素：ChatGPT的创造性动摇了记者因拥有独特专业技能而产生的优越感。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那么特别”，其个人身份认同受到影响。
- 作为“筛选器”：部分记者将聊天机器人视为市场的净化器，认为它能最快淘汰那些“复制-翻译-粘贴”的“伪记者”，从而筛选出真正的精英。这影响了他们在组织内的角色认知。
角色协商策略： 面对角色认知（我是不可替代的精英）与预期实践（机器也能创造高质量内容）之间的巨大落差，记者采用了多种策略进行协商。研究除了印证已有文献中的制定条件、责任转移和投降三种策略外，还识别出两种新策略：
- “忽视”策略：通过强调聊天机器人的缺陷（如偏见、欺骗、愚蠢）、将其定性为“昙花一现的时尚”，或重申人际信任和读者对作者个人品牌的重视，来消解技术威胁的严重性，以此捍卫自身角色。
- “驯化”策略：记者在将自己重新定义为“AI训练者”的同时，竭力强调聊天机器人“只是一个工具”，它应“服从于”人类，而非替代人类。他们将这种新的角色赋予社会重要性（为了训练出更好的助手、消除假新闻），以此来说服自己接受这种角色转变，但同时也表达了在此过程中作为“流水线工人”而感到的屈辱和创造性被剥夺的复杂心态。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ChatGPT等生成式AI的出现，正迫使记者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重新定义其新闻角色，催生了“权威的迁移”这一现象。记者通过其“算法训练师”的新认知角色，与AI共同履行规范角色，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在该阶段记者与AI共享权威，直至AI最终可能完全取代人类。
研究在理论层面作出了两方面贡献。首先，它深化了新闻角色协商理论。研究发现，当技术创新触及记者的核心制度角色时，会达到一个接受或拒绝的阈值。部分记者表现出协商的极限，他们并非无限度地灵活调整，而是在感到理想与实践在根本上不兼容时，选择通过“忽视”技术来否认落差的存在，或通过“驯化”技术并“放弃”部分原有角色认同来达成妥协。因此，角色协商的场域是有边界的，尽管这些边界是流动且因人而异的。
其次，研究识别并命名了两种新的角色协商策略——“忽视”与“驯化”，丰富了我们理解记者如何在话语层面应对颠覆性技术引发的认知失调。研究还证实，在压力下，记者倾向于通过防御他们所珍视的核心价值（如高品质新闻、人类独特判断力）来应对“规范性失败”的感胁，这表现为一种结合了“自我欣赏”与捍卫质量“守门人”身份的复杂心态。最后，研究指出，记者并非全然抗拒技术，他们在“投机性”地探索与AI的未来共处模式，但技术本身并不会取代任何人，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媒体机构的雇主和管理层如何应用这些技术。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样本局限于大型媒体的精英记者，未来研究可扩展至小型编辑部并使用更多元的方法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