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Media coverage and public attention to “fake new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market-oriented media system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假新闻”议题，具体探讨了两个层面的关系。第一，研究媒体的新闻报道量（Media Coverage）与公众对“假新闻”议题的关注度（Public Attention）之间的关系。第二，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它进一步考察了国家层面的两个宏观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一是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影响；二是国家的媒体系统类型，尤其是市场导向型与公共支持型媒体的区别。核心研究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媒体对假新闻的报道能更有效地提升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与警觉？
二、研究背景
在当今信息时代，假新闻通过捏造虚假信息或操纵、污名化真实信息，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可能加剧社会内部的思想极化与党派冲突。现有研究多关注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在假新闻传播中的角色，却较少深入探讨媒体对“假新闻”这一议题本身的报道，如何影响公众对该议题的注意力。本文的研究背景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空白，旨在探究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在“假新闻”议题上的体现。其现实意义在于，理解媒体在何时、以及何种制度环境下能更有效地发挥其“看门狗”角色，帮助公众识别和抵制虚假信息，尤其在全球面临多重危机和媒体商业化浪潮的背景下，这对于维护健康的信息生态和民主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多个文献脉络之上。
首先，文章遵循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新闻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能通过增加对特定议题的报道量，显著提升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度和重要性感知。作者将这一理论延伸至“假新闻”议题本身，认为媒体关于假新闻的报道，无论是为了揭穿谎言还是因为其具有新闻价值，都会激发公众主动通过谷歌等渠道进一步查询和了解该议题。
其次，本文引入了经济动荡的影响。理论指出，经济衰退会引发公众普遍的焦虑、不确定性和生活压力。在此背景下，人们会倾向于寻求可靠信息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此时新闻媒体提供准确信息、纠正错误观念的角色变得更为关键。因此，经济动荡会加强媒体报道对公众注意力的正面影响。
最后，本文从媒体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媒体系统商业结构的影响。理论认为，在市场导向程度较高的媒体系统中，媒体的商业模式以用户参与度和娱乐化为核心，追求点击率和广告变现，这可能导致其偏离提供严肃、高质量信息的“看门狗”职责，转而推崇“标题党”和极化内容。相反，在有公共资金支持的媒体系统中，媒体对市场和娱乐逻辑的依赖较低，更能专注于信息提供和真相核查，其议程设置能力更强，国家也因此对假新闻更具韧性。因此，本文推断，市场导向型媒体系统会弱化媒体报道与公众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联。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中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 研究样本与时间范围：研究选取了1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包括6个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和6个非欧洲国家（美国、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巴西），时间跨度为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以月为单位。
-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 因变量：公众关注度。使用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中关于“假新闻”这一主题的搜索指数来衡量。
- 核心自变量：媒体报道量。通过Factiva数据库，统计各国新闻媒体在当月发布的包含“Fake News”关键词的文章数量，并取月度变化量。
- 调节变量1：经济状况。采用两个指标：来自OECD的GDP增长率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通货膨胀率。通过这两个指标与媒体报道量的交互项来测试经济动荡的调节作用。
- 调节变量2：媒体系统。采用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的数据，通过“公共支持媒体”指数来衡量国家媒体受政府赞助的程度，并将其与媒体报道量进行交互。
- 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模型纳入了自然灾害、国际政治危机、恐怖袭击、新冠疫情封锁、国家选举等变量，并使用来自推特的“可疑商数”（Iffy Quotient）作为社交媒体上假新闻传播量的代理变量进行控制。
- 分析方法：采用带有国家固定效应（或面板校正标准误）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五、主要发现
本研究通过三组模型检验了三个假设，主要发现如下：
- 媒体报道正向影响公众关注（支持H1）：媒体对“假新闻”报道量的增加，与公众在谷歌上对此议题搜索量的上升存在显著正相关。PVAR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媒体覆盖的增加在时间上先于公众注意力的上升（格兰杰因果），而非相反。
- 经济动荡的强化调节作用（支持H2）：在经济萧条时期，即GDP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媒体报道对公众关注度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这表明，在经济困难时期，公众更依赖新闻媒体来甄别信息真伪。
- 市场导向媒体系统的弱化调节作用（支持H3）：媒体系统的公共支持程度调节了上述关系。在公共支持媒体比重越高的国家，媒体报道对公众关注度的影响越强。反之，在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媒体系统中，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效应几乎消失，其对提升公众假新闻关注度的作用微乎其微。
- 控制变量的影响：新冠疫情封锁和国家选举期间，公众对“假新闻”的关注度显著上升，而国际政治危机期间关注度反而下降。社交媒体上可疑内容的传播量也与公众关注度呈正相关。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论是，新闻媒体在提升公众对“假新闻”问题的认知警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效力的发挥受到国家经济背景和媒体制度结构的显著调节。
文章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理论贡献：它将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拓展到“假新闻”这一元议题上，并整合了经济危机传播理论和媒体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阐明了媒体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
- 实证贡献：通过对12国长达七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媒体议程设置、经济动荡的影响以及媒体商业模式的后果提供了跨国、动态的经验证据，弥补了先前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国家或静态分析的不足。
- 政策启示：研究发现，完全由市场驱动的媒体逻辑会削弱新闻媒体的真相监督和公共信息职能，而公共经济支持则有助于维持其责任担当。这为政策制定者在如何构建一个更具抗假新闻韧性的信息环境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主要在于使用了美国社交媒体“可疑商数”作为各国假新闻流量的代理变量，未来研究可更深入地捕捉各国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动态，并探索除经济结构外其他影响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