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I, We—and Them: Rhetorical Maneuvering Between 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in Journalism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于丹麦记者在报道法罗群岛堕胎权问题这一政治敏感议题时，如何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以及第二人称代词（“你们”），在职业记者身份与丹麦民族身份之间进行修辞性游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调整自身的及受访对象的主体位置，在跨越地理与政治鸿沟的新闻报道中，既试图构建一个公共协商论坛，又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重塑了丹麦王国共同体的“我们”与法罗群岛“他们”之间的差异与权力关系。

二、研究背景

研究的现实背景植根于丹麦王国与法罗群岛之间特殊的、不对称的政治关系。法罗群岛是丹麦王国框架内的自治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在堕胎立法等议题上，其保守的法律（仍沿用1956年的丹麦旧法，严格限制堕胎）与丹麦本土1973年确立的自由堕胎法（fri abort）形成了鲜明对比。2018年法罗群岛接管了堕胎立法权，这一政治事件引发了丹麦媒体的大量关注。本研究以此为案例，探讨在报道涉及国家内部政治价值观冲突的议题时，丹麦记者如何在对“我们（丹麦）”的现代、进步叙事与法罗群岛“他者”的保守、传统叙事之间进行协调，以及这种报道实践如何揭示了丹麦民族自我形象的构建及其对殖民潜台词的无意识复制。

三、理论背景

论文融合了修辞学、新闻学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框架，构成其分析基础：

  1. 修辞游移与主体位置 (Rhetorical Maneuvering & Subject Positions): 核心理论来源于Kendall Phillips的“修辞游移”概念，即说话者并非拥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而是在不同的主体位置（如职业记者、丹麦国民）之间进行动态移动和引用，将主体身份的张力作为一种修辞资源。论文将这一概念从对“自我”的分析扩展到对“他者”的构建上。
  2. 新闻业作为公共协商论坛 (Journalism as a Deliberative Forum): 研究借鉴了新闻业作为公共领域和协商民主场所的理论，将丹麦媒体的报道视作一个让不同立场人士进行对话的论坛。分析重点在于记者的中介角色如何影响参与者的代理权和平等地位。
  3. 殖民修辞与自我的构建 (Colonial Rhetoric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论文引入爱德华·萨义德和大卫·斯珀的相关理论，认为对他者（the Other）的再现更多的是一面反映自我意识形态的镜子。因此，对法罗群岛的报道与其说是描绘真实的法罗群岛，不如说是构建和确认一个“丹麦的”自我形象，其中法罗群岛作为内在的“他者”巩固了丹麦的进步性和政治秩序。
  4. 再现与代表 (Representation vs. Representation): 运用斯皮瓦克对“再现”的双重含义——即作为“代言人”（Vertretung）和“描绘”（Darstellung）的区分，来批判性地审视丹麦记者如何将法罗群岛的受访者从具有能动性的、平等的政治协商参与者，降格为一种用于说明丹麦立场的、去代理化的社会“图景”。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修辞分析方法，对丹麦媒体关于法罗群岛堕胎权的报道进行深度文本分析。

  • 研究材料来源: 样本从丹麦数字媒体档案库（InfoMedia, Larm.fm, MedieStream）收集，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2023年，涵盖2018年法罗群岛接管堕胎立法权前后各五年。
  • 样本构成: 选取了包括电台节目（如Radio24syv的多个节目）、报纸报道和访谈在内的多类型新闻文本。分析排除了非记者（如政治家、活动家）的评论文章，以聚焦于新闻职业群体的修辞实践。
  • 分析方法: 采用溯因推理（abductive approach）的方法，在具体文本片段和理论概念（如修辞游移、主体位置、伦理）之间进行往复分析，以揭示人称代词的使用如何具体地、微妙地构建了记者和受访者的身份、权威和政治共同体。

五、主要发现

  1. “我们”的建构以产生“他们”：记者的自我游移: 丹麦记者会灵活地在第一人称“我”和“我们”之间切换。当他们以“我”的口吻表达个人愤慨或质疑时，展现的是对立性的、独立的职业记者精神；但当他们转向“我们”（丹麦人、丹麦政治家、包括丹麦记者）时，便构建了一个在价值观上统一的丹麦民族共同体，并将法罗群岛置于这个共同体的对立面或需要被“我们”教导和影响的“后院”，从而模糊了记者与政治来源的立场界限。
  2. “你们”的运用以定义“我们”：对他者的游移: 记者通过对法罗群岛受访者使用“你/你们”（you）并改变其被引介的角色，实现了对他者主体位置的操纵。访问对象最初可能以政治代表（如议员）或专家（如妇科主任医生）的身份受邀，但记者随后提出的问题常常将他们的角色从拥有论证权力的“代言人”（Vertretung）转变为仅仅作为现象的“例证”（Darstellung）。例如，询问其个人对堕胎的看法，并将其观点标签化为“在法罗群岛很普遍，在丹麦很罕见”，从而剥夺了其作为平等协商者的权威，使他们成为丹麦观众审视和区别于“我们”的客体。
  3. 有意识的重定位（Reorientation）作为一种替代性实践: 研究发现了一些记者通过审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来体现其“位置意识”（positional awareness）的案例，这被作者称为“重定位”。例如，记者明确使用“我们注意到”、“我们回答”来标记自己的“外来者”身份，记录自己在报道过程中因受访者反馈而发生视角转变的时刻。这种做法将“我们”界定为具体的、有限的观察者，而非代表一个隐藏的权力整体，展现了一种更具反思性和伦理自觉的新闻实践模式，区别于无意识的身份游移。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论文得出结论，丹麦记者在报道法罗群岛堕胎权议题时，对“我”、“我们”和“他们”等指示标记的修辞游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构建和确认政治共同体及权力关系的根本性话语实践。这种游移微妙地在跨民族对话中创造了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使得本来旨在促进公共协商的新闻论坛，实质上却可能固化了丹麦中心主义的“殖民修辞”，并剥夺了法罗群岛声音的能动性。

其学术贡献在于：

  1. 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提出了将“修辞游移”作为分析新闻实践中主体位置建构的框架，并将其创新性地扩展到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自身游移来“操纵”他者位置的分析上。
  2. 深化了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 通过对人称代词这一基本语法元素的细致分析，文章批判性地指出，职业记者身份与民族主体身份的无意识混合是“来自无处的观点”这一虚幻理念的体现，并对新闻业如何在报道中复制社会权力结构提出了深刻反思。
  3. 建立了跨学科的理论对话: 成功地将修辞学分析、后殖民理论（尤其是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思想）与新闻学研究相结合，揭示了在涉及帝国内部不对称关系的报道中，新闻业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身份的（再）生产者。最后，文章倡导一种更具“位置意识”的新闻伦理，要求记者审慎地意识到并负责任地使用其修辞游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