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How and Why People Consume News: Studying News Use and Its Enablers in Context of Media Repertoire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化媒体环境中人们的新闻使用模式。具体而言，论文不再孤立地研究新闻消费，而是将其置于个体整体媒体剧目（media repertoires）的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分析新闻使用在个体的媒体剧目中占据何种地位，具体操作化为两个维度——显著性（prominence，即新闻使用在所有媒体使用中的相对重要性和主导地位）和多样性（diversity，即新闻消费所涉及平台、设备和来源的广泛程度）；第二，探索哪些个人因素或情境因素作为“促成因素”（enablers）或“阻碍因素”（disablers），影响新闻使用的显著性和多样性。文章通过这一研究路径，试图回应数字化时代新闻使用日益个性化、碎片化且难以捕捉的现实挑战。

二、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立足于数字化对新闻生态的深刻重塑。数字化使得新闻供给呈指数级增长，用户面对海量选择，形成了高度个人化和碎片化的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新闻业与受众的关系正面临严峻压力：全球范围内出现新闻兴趣下降、新闻回避现象增多以及受众对新闻媒体信任度下滑等长期趋势。尤其是在本研究所在的比利时弗拉芒大区，这些趋势同样存在。现有的受众研究大多单独聚焦于新闻使用本身，虽有其价值，但忽视了其他媒体使用等情境因素对新闻消费的影响。例如，对娱乐内容的偏好可能与新闻接触产生冲突，导致被动新闻回避。因此，论文主张只有在个体所有媒体使用构成的“媒体剧目”整体图景中去考察新闻使用，才能避免将其从日常媒体实践中割裂出来，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新闻如何融入日常生活并获得其社会意义。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

  1. 媒体剧目理论：批评传统的“单一媒体偏见”，指出在混合媒体系统中，人们通常组合新旧多种新闻来源，形成复杂的交叉媒体消费模式。媒体剧目不仅指个体使用的媒体集合，更强调这些使用之间的互动性、关联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建构过程。论文进一步提出分析新闻使用的“显著性”和“多样性”两个概念，以此考察新闻在整体媒体剧目中的相对地位和组合形态，并强调不同媒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性”是理解新闻习惯如何被其他媒体使用塑造的关键。

  2. 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论文回顾了“使用与满足”（U&G）框架的贡献与局限，指出其过度强调目标导向的主动选择，忽视了习惯性、被动性及偶然性接触等日常新闻使用方式，且其碎片化的动机研究难以解释交叉媒体新闻使用模式的整体形态。因此，本研究采取更宽广的视角，在整合U&G理论及“感知价值”等概念的基础上，将个人的内在动机、偏好与外在情境因素（如可及性、社会规范、日常惯例）一并纳入分析，以系统识别并归类那些促成或阻碍新闻使用的多元因素。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三阶段混合方法设计，以弗拉芒大区为研究语境：

  1. 第一阶段：大规模调查与潜在类别分析

    • 数据来源：2022年imec.digimeter调查，样本量为2309名18至94岁的弗拉芒居民，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居住地方面具有代表性。
    • 分析方法：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具有相似媒体使用模式的群体，初步构建出7种媒体剧目类别。

  2. 第二阶段：深度访谈

    • 样本：从第一阶段受访者中招募了46名信息提供者，覆盖所有初步识别的剧目类别，年龄跨度18至90岁（含对老年人进行便利抽样以弥补线上样本的不足）。
    • 访谈工具：以“四重接合框架”（QAF）为主要方法论工具，该框架将媒体使用分解为平台（数字服务）、内容（产品本身）、物件（设备载体）和情境（时空及心理环境）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 访谈流程：采用卡片分类法让信息提供者具象化其媒体使用组合，并详细探究新闻使用如何在各层面上与其他媒体使用互动。访谈稿依据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

  3. 第三阶段：整合与描述

    • 结合定量分类的骨架与定性描述的细节，对初步的媒体剧目进行丰富、调整和重新命名。最终将两个特征高度相似的“传统型”类组合并，形成最终的六种媒体剧目。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主要凭借访谈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通过信息提供者的自述来界定新闻使用的“显著性”和“多样性”；并通过对访谈中提及的所有导致或限制特定使用的因素进行归纳式编码，提炼出新闻使用的“促成因素”和“阻碍因素”类别。

五、主要发现

六种媒体剧目的新闻使用特征

研究识别出六种媒体剧目：超级流媒体族、多媒体大师族、新闻杂食族、广播发烧族、意向主义者族 和 传统主义者族。其新闻使用的显著性与多样性各异：

  • 新闻杂食族：新闻使用既显著又多样。新闻是他们媒体使用的核心，出于强烈的“知悉需求”和“知情公民”身份认同，他们会通过多种数字与传统平台、多个新闻品牌消费新闻。
  • 传统主义者族：新闻使用显著但不多样。新闻是其高度惯常化日常生活的核心节点和结构器，但消费渠道高度集中于传统媒体。
  • 多媒体大师族：新闻使用多样但不显著。媒体使用密集且以娱乐为主导，新闻使用广泛但只是其他媒体活动的补充，常在碎片化时间进行。
  • 超级流媒体族：新闻使用不显著也不多样。新闻消费主要为社交媒体上的偶然接触，且内容形态接近于信息娱乐。
  • 广播发烧族与意向主义者族：新闻使用特征不一。前者是传统慢媒体使用习惯的副产品；后者则根据个人对“高质量信息”的强烈追求或对新闻负面影响的规避，表现出从“新闻成瘾”到“主动新闻回避”的巨大差异，其共同点是高度意向性和对特定可靠信源（特别是弗拉芒品牌）的偏好。

研究还发现，新闻使用模式与整体媒体使用惯例高度吻合，但也存在例外，例如超级流媒体族在整体媒体使用中偏好国际内容，但在寻求可靠新闻时仍主要依赖弗拉芒新闻品牌。

九类新闻使用促成/阻碍因素

研究归纳出九大类影响新闻使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解释了新闻使用在剧目中的显著性和多样性：

  1. 心理因素：如保持知情的渴望、对特定新闻主题的兴趣、通过新闻构建身份认同（如“知情公民”）。
  2. 认知因素：如对新闻质量的批判性评价、对可靠信源的判断、对“感知价值”的计算。
  3. 习惯因素：高度固化的日常媒介接触惯例，新闻消费成为自动化行为。
  4. 社会因素：如同伴影响、社交圈内的规范压力、社交谈话的需求。
  5. 媒体使用因素：个体现有媒体剧目的密度和构成（如订阅服务、算法推荐）直接塑造了新闻接触的机会。
  6. 技术因素：如智能手机的便捷性、算法的内容推送、新闻通知。
  7. 编辑/信源因素：对特定新闻品牌的信任、对内容质量（是否耸人听闻）的感知。
  8. 情境因素：在特定时空下的可获得性与适宜性。
  9. 其他个体/人口统计学因素：如年龄、数字技能等。

不同剧目的关键促因各异。例如，新闻杂食族的关键促因是心理和社会因素；传统主义者族是习惯因素；超级流媒体族则高度依赖技术和社会因素；意向主义者族的核心是认知和编辑因素。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核心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新闻使用与整体媒体剧目深刻交织的现实，挑战了孤立研究新闻消费的传统。研究表明，人们对设备或平台的选择往往是由个人或情境因素驱动的，而非新闻内容本身的特性决定。新闻仅在少数剧目（新闻杂食族、传统主义者族）中占据显著地位，在少数剧目（新闻杂食族、多媒体大师族）中呈现多样性。此外，研究将解释新闻使用模式的众多因素系统化为九大类别，构建了一个整合内在动机和外部情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超越了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局限。

学术贡献与启示

  1. 方法论贡献：展示了如何结合潜在类别分析和基于“四重接合框架”的深度访谈来构建和分析媒体剧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2. 理论发展：提出的九类“促成与阻碍因素”框架，为未来整合并进一步发展关于新闻使用的理论迈出了重要一步。它强调，显著且坚固的新闻使用模式（如新闻杂食族）往往由强大的个人内在动机驱动，而仅依赖情境因素（如超级流媒体族的算法推送）则难以建立稳固的新闻习惯。
  3. 对新闻实践的意义：指出了新闻使用的促成和阻碍因素具有鲜明的“剧目依赖性”，这要求新闻机构必须采取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互动策略，以降低新闻消费门槛并重新激发用户的新闻兴趣。研究也提醒我们反思：有限的新闻使用未必等于信息摄入狭隘，因为许多其他类型的媒体使用也能提供广泛的见识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