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From Cultivating Fans to Coping With Troublemakers: A Typology of Journalists’ Audience Relationship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闻记者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核心研究问题在于，在一个由社交媒体深刻影响的变革性媒体环境中，记者如何建构、维系和经历与多元化受众的关系。论文致力于回答：记者的受众关系呈现出哪些具体形式？这些关系形式由哪些核心要素构成？以及它们如何共同描绘出当前新闻业与受众互动的完整图景？
二、研究背景
在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受众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众传播时代相对稳定的受众关系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受众注意力的碎片化、媒体接触率的下降以及用户信任的脆弱化。与此同时，记者和受众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渠道和工具来相互观察、对话和互动。这导致记者不再将受众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感知到不断分化的受众群，例如网站用户、社交媒体粉丝、活跃参与者或“网络喷子”。然而，尽管这一现象被广泛认知，但关于记者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性并建构起与不同受众群体的多元关系，系统性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直接回应了新闻业在面临触达、收益和声誉三重危机时的根本性挑战：如何理解并处理好与受众的关系，这关乎新闻业的社会功能、经济可持续性和专业价值。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基础上。
首先，论文回顾并整合了新闻学研究中“受众转向”之后的大量分散文献，将现有成果归纳为几条关键路径：媒介渠道的倍增导致新闻成为“多渠道传播”；受众参与机会的扩展催生了“参与式新闻”，但也带来了如评论骚扰等负面影响，引发了记者的情感劳动和应对策略；受众数据的测量（受众指标）使记者能够观察受众行为的特定方面，但也带来了过度简化新闻价值的风险，并强化了市场导向；数字环境促进了记者与受众的人际化互动，导致对记者亲和力与响应性期望的提高；记者个人也开始利用更高的能见度进行“个人品牌化”，呈现“名人”或“网红”角色；以及新的订阅和会员制商业模式复兴了以社群建设为核心的“关系劳动”。本文指出，现有研究多孤立地关注这些趋势中的某一个侧面。
为提供一个整合性的视角，本文引入了“传播体形”（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这一媒介社会学概念作为核心分析工具。该理论框架包含三个互构的要素：(a) 特定的行动者群（actor constellation），在本文中具体化为记者如何建构受众；(b) 行动者通过特定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所执行的传播实践，本文具体化为关系实践（relationship practices）；(c) 指导这些实践的主导性关联框架（frames of relevance），在本文中具体化为新闻规范、职业角色认知、以及战略/经济目标等。这一框架使得从整体上捕捉记者与受众关系的不同形态成为可能。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通过对52名德国记者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来收集数据。田野工作于2019年12月至2022年6月期间进行。
- 样本选择：研究采用最大差异抽样策略，旨在确保样本的多样性，涵盖任职于传统媒体机构、内部创新单元或初创公司的记者；为不同媒介渠道（印刷、网络、电视、播客、社交媒体等）生产内容的记者；以及不同性别、年龄段的记者。所有受访者均积极从事内容生产，并且其署名对受众可见。
- 数据收集：访谈提纲围绕“传播体形”的三个构成要素（受众建构、关系实践、关联框架）搭建，同时保留高度的灵活性以探索每个案例的特异性。访谈平均时长67分钟。
-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采用了一个多步骤的迭代过程。首先，由多位研究人员在Maxqda软件中对一部分访谈进行初始编码，范畴围绕“传播体形”的要素展开。然后，通过每周的研究会议，以归纳法对编码范畴进行深化和区分，识别出反复出现的受众建构、关系实践和关联框架，以及它们之间的稳定联系。随后，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发展出一个初步的归纳性类型学。最后，通过对额外访谈的持续编码、分析和讨论，对该类型学进行反复验证、修正和完善，直至所有关系形式被充分定义，所有经验现象被纳入，达到理论饱和。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记者并非与受众维持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关系。相反，记者可以与其总体受众的不同部分建立多达十一种理想型的“子关系”。这些关系形式是构成记者整体受众关系的“积木”。这十一种形式，根据其受众建构的“分辨率”（从一般公众到具体个人）和关系实践的类型（从纯粹想象到积极互动），以及指导性的关联框架（角色导向与情感导向的程度），被组织在四个集群中：
集群A：基于想象和观察、面向一般公众的关系
- 远距离地告知公民：将受众建构为需要被告知公共事务的抽象“公民”大众。关系实践几乎完全通过报道本身进行，记者常刻意与受众保持距离以维持独立。关联框架完全由传统的“超然观察者”等职业角色驱动。
- 远距离地迎合顾客：将受众建构为作为消费者的“顾客”大众。关系实践聚焦于吸引注意力和迎合用户兴趣，且对兴趣的把握同样基于想象。指导框架是强烈的市场导向，关联着提供娱乐、生活方式指南等消费领域类角色。
- 为量化集合体进行优化：将受众建构为一个可通过数据观察的“量化集合体”，即一般大众的数字替身。关系实践是系统性地观察受众数据（点击率、评论量等），并据此优化选题与呈现方式。此形式可能是消费者导向的，也可能是公民导向的。
集群B：附加互动维度、面向特定社会群体的关系 4. 支持受影响者：将受众建构为需要帮助的“受影响者”群体（如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残障人士等）。实践包括通过报道为其发声、赋权，并可能伴随有限的、在专业边界内的直接互动。框架融合了传统的倡导者角色与情感卷入。 5. 培育社群：将受众建构为因共同兴趣或价值观而围绕在记者/媒体品牌周围的“社群”。关系实践的核心是高质量的、深度的互动和关系劳动，旨在培育建设性的讨论氛围和连接感。引导框架主要是情感性的，社群被视为个人激励和满足感的来源。
集群C：基于互动且面向个体的关系 6. 与讨论伙伴进行辩论：与作为“讨论伙伴”的个人用户进行直接互动。实践包括回应批评、纠正错误信息和进行有深度的辩论。这种互动能促使记者反思和学习。框架是角色导向（维护事实）与情感导向（辩论中的快感）的结合。 7. 培养粉丝：将受众建构为对记者本人表现出忠诚和认同感的“粉丝”。关系实践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个人生活、积极回应粉丝的所有消息，这融合了类社会与真实社会互动的“半社会化”关系。驱动框架主要是情感性的（对粉丝的责任感和感激），但也包含策略性的个人品牌化动机。 8. 促成共创者：将受众建构为能够为新闻生产或产品开发贡献价值的“共创者”。实践包括邀请用户提供线索、参与众包、投票决定报道议题，或参与新产品研发的咨询与测试。其关联框架分别是实现新闻角色的工具性价值和创造经济价值。 9. 赢得知识承载者的信任：与拥有宝贵信息的“知识承载者”（如线人、专家、受访者）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关系实践横跨想象（通过报道发出信号）、观察和面对面的互动。指导框架混合了情感和多种新闻角色（调查记者、倡导者等）。
集群D：具有回避或负面意涵的关系 10. 应对麻烦制造者：将部分受众建构为“麻烦制造者”（如喷子、仇恨者、跟踪者）。关系实践是一系列旨在减轻情绪压力的应对机制，包括回避、预判、限制个人信息披露以及与同事分享经历。指导框架主要是情感性的，即进行情绪劳动以维持职业功能。 11. 搁置无吸引力者：将某一用户群体想象为缺乏接触价值的“无吸引力者”，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从一开始就不与之建立联系。驱动框架是理性的、策略性的资源配置。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论是，记者与受众的关系已经从一个以想象为基础、面向一般公众的、由职业角色定义的单一关系，演变为一个包含多种并存形式的“关系库”。这种关系在三个维度上得到了扩张：受众建构从一般公众扩展到特定群体和个体；关系实践从纯粹想象扩展到观察和各类互动；关联框架从纯粹的职业角色扩展至包含强烈的情感和战略经济考量。这一扩增并非简单地“除旧迎新”，而是对已有边缘现象的放大和结构化，是新闻业对数字化时代触达、收入和信任危机的一种系统性回应。研究发现，即便在巨变中，传统的“告知公民”关系形式依然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性。
从学术贡献来看，本研究主要有三点：第一，它首次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类型学，将此前研究中分散的主题（如受众数据、参与式新闻、情感劳动、个人品牌化等）系统性地联结在一起，揭示了它们作为不同“关系形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第二，它表明要全面理解记者的受众关系，不能只看连接（engage），也要看断开（disconnect），即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有吸引力”的受众，并策略性地回避“无吸引力者”和“麻烦制造者”。第三，它强调了情感在维系记者-受众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情感不再仅是内容或受众端特征，而是驱动特定关系实践、联结和断开关系的关键机制。
未来研究可在此类型学基础上，深入探讨记者个人的“受众关系库”存在哪些组合模式（即“关系类型”），并引入受众的视角进行对比研究，以构建更完整的关系动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