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Examining Platforms’ Affordances: Bridging Journalists’ and Users’ Practices of Online Engagement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新闻业中促进记者与受众(新闻用户)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核心研究问题是:记者和新闻用户对于数字平台可供性(affordances)的期望在哪些方面一致或存在差异? 具体分解为三个子问题:1)记者期望数字平台提供哪些可供性来吸引用户参与?2)用户期望利用数字平台的哪些可供性与新闻业互动?3)记者与用户对平台可供性的期望如何一致或错位?研究旨在超越仅关注平台对新闻业威胁的视角,深入探究平台的技术特性如何实际塑造记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二、研究背景

随着“新闻的平台化”,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新闻分发和受众信息获取的核心渠道。记者依赖平台反应(点赞、评论、分享)来扩大内容影响力,而用户也主要通过平台获取新闻(例如智利74%的人在线看新闻,47%以社交媒体为主要新闻源)。这一现实背景下,如果记者为吸引参与所做的努力与用户实际使用平台的方式不一致,其工作可能徒劳无功。因此,理解平台如何在技术层面“促成或阻碍”新闻业与受众的互动,对于新闻媒体适应数字环境、构建更有意义的受众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论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可供性”概念之上。可供性指一个物体为特定情境下的主体提供的功能范围和施加的限制。研究特别借鉴了Evans等人提出的传播学可供性分析框架,强调需区分特征可供性结果三个层面,从而以一种非媒体中心主义的视角,考察技术如何塑造记者与用户的互动。文献综述指出,现有研究多关注平台给新闻业带来的风险(如职业身份、编辑自主权的挑战),或单方面研究记者的平台使用(如自我品牌化)和用户的新闻消费习惯(如碎片化阅读),但较少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下,比较双方对同一平台技术的理解与使用期望的差异,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案例研究设计,通过深度访谈收集数据。

  1. 样本:研究选取了智利一个兼具高知名度和高信任度的数字新闻机构BiobioChile作为记者样本来源,并对10名职责不同的专业记者(总编辑、社交媒体编辑、领域编辑、记者)进行了两轮访谈。同时,通过滚雪球抽样,在智利两大城市对31名18-65岁、自认为常看新闻的“新闻用户”进行了两轮访谈。所有受访者均具备智利这一非西方、社交媒体使用率极高的特定媒体环境背景。
  2. 数据来源:对记者的访谈分别在2018年和2021年(疫情后)进行,对用户的访谈分别在2019/2020年初和2021年底进行。用户访谈结合了“生活中的一天”描述和“有声思维法”,让受访者在惯常环境中(如家中客厅)使用惯用设备展示新闻消费过程,以即时捕捉其对平台功能的感知与感受。
  3. 分析方法:基于Evans等人的框架,研究者将记者和用户的回应按照“结果-可供性-特征”进行映射,并通过主题分析法,归纳出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比较分析。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记者与用户对平台可供性的理解存在一致与错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1. 情境灵活性——普遍错位

    • 居家适配性:用户极其重视在家中各个角落(床上、早餐时)使用手机看新闻的便利性与舒适感,这延长了阅读时间。而记者在设计内容时主要设想用户在“移动中”使用,假设阅读时间短暂。
    • 移动便携性:记者认为移动便携是用户访问新闻的主要场景。用户虽然也在通勤等场合使用,但受到数据流量、网络信号、工作规定等条件的限制,移动并非唯一或主要的场景。
  2. 信息获取与使用——部分对齐,关键错位

    • 曝光促进:这是双方唯一明确对齐的可供性。记者和用户都认可平台在扩大新闻内容触达面和接触新闻方面的核心功能。
    • 洞察生成:记者依赖平台提供的数据洞察用户行为,但感到数据可能被算法扭曲(如负面评论被放大),无法反映真实舆情。用户则通过社交媒体关注记者个人生活,获得一种人际连接的“洞察感”,并非记者所想的量化数据。
    • 内容个性化:用户普遍欢迎算法推荐符合其个人兴趣的内容,感到方便。记者则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使他们失去了对内容优先级的编辑控制权,并被迫不断试验以适应“黑箱”算法。
    • 持续新闻可获取性:记者追求24/7持续更新以保持曝光。用户却因信息的持续轰炸而感到不堪重负,主动采取开启静音、限制查看次数等策略来“管理”信息流,以避免情绪耗竭。
  3. 互动交流——深刻错位

    • 互动功能的使用:记者高度期待并鼓励用户点击链接、评论、点赞和关注,认为这是算法分发和衡量内容绩效的关键。然而,用户的行为和感知大相径庭:不愿点击链接(因操作复杂或耗流量),恐惧评论(担心永久暴露和网络暴力),对点赞严肃新闻感到“不合时宜”,且普遍不知晓记者渴望这些互动。用户追随账号更多是表示支持,而非主动参与互动。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平台可供性如何系统性地导致记者与用户之间的“认知鸿沟”和“期望错位”。结论认为,记者的编辑策略常建立在对用户移动性、信息需求及互动意愿的不准确假设之上,这源于对平台可供性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学术贡献与启示

  1. 方法论层面:证明了从可供性视角同时考察生产端与使用端的价值,避免了仅从技术决定论或内容效果论出发的片面性,为研究技术与人类实践的互构提供了细致的经验证据。
  2. 理论层面:将“可供性”细化为三个维度进行实证比较,不仅深化了对新闻业平台化过程的理解,还揭示了平台逻辑中常被忽视的时间维度——算法对持续更新的压力同时侵蚀了记者的编辑自主权和用户的认知、情感体验,导致新闻回避不仅是兴趣缺失,更是对平台节奏的抗拒,呼应了“注意力伦理”的讨论。
  3. 实践层面:研究呼吁新闻机构需超越对平台指标的被动依赖,主动与受众沟通互动“规范”(如明确呼吁、采用更具亲和力的语调),以建立更健康、对等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新闻业发展自有技术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指导其设计更符合用户真实使用情境和需求的可供性,而非盲目追逐平台算法。研究焦点在智利,为非西方背景下的新闻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