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Divisions of labor: Why alternative news users seek out mainstream news media in Denmark and how they combine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content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丹麦的另类新闻媒体用户。具体而言，研究基于对25名使用12家丹麦另类媒体（3家左翼、9家右翼）的用户的深度访谈。

核心研究问题 论文围绕一个核心悖论展开：另类媒体用户虽然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低，但现有研究表明他们实际上并不仅仅依赖另类媒体，而是同时使用主流与另类新闻。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1. RQ1: 另类新闻用户为何仍会使用主流媒体？ 即探究在认为主流媒体存在偏见的情况下，用户主动寻求主流新闻内容的动机、习惯与环境因素。
  2. RQ2: 用户如何将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内容结合起来？ 即探究在用户的整体“新闻综合使用模式”（news repertoires）中，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媒体类型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它们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如互补、替代或重叠）。

二、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研究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悖论：过往研究一方面证实另类媒体用户对主流媒体信任度较低，并认为主流媒体存有政治偏见、服务精英阶层甚至撒谎；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些用户并非生活在“回音室”中，而是混合使用另类与主流新闻。这一矛盾凸显了现有研究的空白：我们不清楚用户为何要寻求他们不信任的媒体，以及他们如何综合处理来自这两类信源的信息。这一关切的核心，是担心如果用户仅仅将主流新闻视为“假新闻”而弃之不顾，他们可能会完全基于另类媒体的片面信息进行意见形成和政治参与，从而对民主构成威胁。因此，理解另类媒体使用的意义，需要从关注人们“被暴露给什么新闻”转向“为何及如何”参与这些新闻。

现实意义 研究结果有助于评估另类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取代主流媒体的信息角色，进而判断其对民主公共领域的潜在冲击。特别是在丹麦这样一个以高度职业化的新闻业、强大的公共服务传统和高社会信任为特征的媒体环境中，探究另类媒体用户的新闻消费模式，能为理解不同媒介体制下另类媒体的真实影响力提供重要参照。

三、理论背景

理论框架 本研究主要借鉴了“新闻综合使用模式”（News Repertoires）方法。该视角强调应从整体性和关系性出发理解新闻使用，即一个人的新闻消费不是单一媒体的行为，而是一个跨媒体的组合。特定新闻源的角色和意义，需要通过其与组合中其他新闻源的关系来理解。这一框架与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高度契合。该理论假设，用户组合不同新闻源是为了满足信息、娱乐、观点形成、社交和公共连接等多样化需求（类似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同时也强调新闻使用深受日常习惯和日常惯例的塑造。此外，研究还纳入了“偶然性新闻接触”的观点，即用户也可能通过社交媒体算法或社交网络的无意中接触到新闻。

文献基础 研究建立在两个主要文献脉络之上：

  1. 另类媒体使用动机的研究：已有研究表明，用户使用另类媒体的动机极为多元，既有激进的，如认为政治观点被主流媒体压制、监视主流媒体的“谎言”，也有温和的，如为了获取被偏见性报道的话题的“另一面”、填补信息空白或寻求补充视角，甚至出于好奇心、娱乐或社群归属感。
  2. 主流媒体使用的矛盾现象：尽管有研究表明用户会声称完全抛弃或带着讽刺心态使用主流媒体，但大规模调查证实了混合使用是普遍现象。然而，多数研究将焦点放在另类媒体的使用动机上，对于用户如何理解和处理主流媒体的角色，以及这种角色与另类媒体角色的具体关系，仍然缺乏深入的质性探索。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四、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用户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 样本与抽样：最终样本为25名丹麦另类媒体用户。为克服招募另类媒体用户的困难，研究综合运用了三种抽样策略：1）随机抽样，从在社交媒体上与5家另类媒体帖文有过互动的用户中随机选取并联系；2）目的性抽样，通过另类媒体自身平台发布招募信息；3）便利抽样，通过研究者人际网络招募。样本在地域、性别和教育水平上具有一定多样性，但存在年龄偏大（50岁以上者偏多）和可能更偏向活跃用户的局限性。
  •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2021年两次新冠疫情封锁之间进行的面对面或远程访谈（19次面对面，6次电话/视频），时长普遍在60-90分钟。
  • 分析程序：
    1. 新闻组合绘制：访谈开始时，研究者会首先让受访者绘制其“新闻综合使用模式图”，将其使用的所有新闻源放入代表“最重要”“次要”“最不重要”的同心圆中，以可视化用户对自己新闻组合结构的感知，并引导谈论具体的使用原因。
    2. 主题分析：访谈录音被逐字转录，并由作者采用自上而下（基于理论）与自下而上（基于数据）相结合的混合编码方法进行主题分析。
    3. 分组分析：根据绘制的同心圆图，用户被分为“主流媒体最重要”“两者同等重要”“另类媒体最重要”三组。但分析发现后两组的媒体使用模式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将两者合并，最终形成两组核心模式进行讨论。

五、主要发现

研究问题一：为何使用主流媒体？ 用户使用主流媒体的动因是多元的，并非出于非此即彼的信任，而是混合了多种需求、习惯和被动接触：

  1. 核心动机：获取总体信息导向：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用户将主流媒体视为获得对国内外大小事务广泛、快速总览的来源，以满足“了解天下事”的基本需求，这构成了他们公共社会连接的基础。
  2. 社会与休闲需求：为了能参与日常社交对话（如游泳馆闲聊），或单纯出于“新闻迷”的兴趣，将消费新闻作为一种娱乐或爱好。
  3. 观点的选择性确认：部分用户认为其政治立场在主流媒体的特定评论板块或特定记者、栏目中得到了体现，因此使用这些特定的主流媒体内容以寻求态度确认。
  4. 务实的必要性：用户意识到另类媒体话题覆盖范围窄，若想获取全方位的时事新闻，“别无选择”必须依赖主流媒体。
  5. 对抗性监控：少部分最激进的用户，其目的是为了追踪“官方叙事”，以便在主流媒体报道时能进行反驳或“揭露其审查”。
  6. 习惯与偶然接触：一些用户坦言使用主流媒体是难以改变的客厅生活习惯；另有用户认为主流新闻无处不在，存在无法避免的“被动”接触。

研究问题二：如何结合另类与主流媒体内容？ 研究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分工”模式：

  1. 清晰的分工：另类媒体作为核心平衡力量
    • 角色定位：在此模式下，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形成清晰的功能互补。
    • 分工机制：主流媒体负责对广泛话题的普遍性报道，并提供那些被用户认为有偏见的话题的“一面之词”或“不完整的拼图块”。另类媒体则聚焦于少数用户特别关心且认为主流报道存在严重偏见的特定议题（如移民、气候变化），扮演“反平衡”角色，提供“另一面故事”和“缺失的拼图块”，填补主流媒体刻意遗漏的信息。
    • 核心关系：另类媒体的纠偏角色本质上依附于主流媒体存在，其信息“只有作为对主流媒体内容的反应时才有意义”。用户视另类媒体为不可替代的独特信源，而主流媒体之间则可相互替换。
  2. 模糊的分工：另类媒体作为边缘补充
    • 角色定位：另类媒体的角色更边缘、更偶然，只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补充。
    • 分工机制：主流媒体不仅提供总体导向，还成为用户判断“何需深究”的筛选基准。然而，当用户想要深入调查时，另类媒体并未占据中心位置。用户的另类新闻接触更多是偶然的（如看到社交媒体分享、翻看邮件订阅），而非高度自觉的主动搜寻。
    • 核心关系：之所以另类媒体显得不重要，是因为其扮演的角色与某些特定的主流或小众媒体角色重叠。例如，用户可以从某立场右倾的主流大报获得与右翼另类媒体相似的观点分析。这部分用户对主流媒体的整体不满也更少，会明确指出其信任的特定主流媒体。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本研究找到了打开“不信任却使用”悖论的钥匙：另类媒体用户对主流媒体的使用是满足信息导向、社会交往、观点确认甚至娱乐需求的理性选择，并受到习惯和无处不造的无意接触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不信任并非全面笼统的，而是针对特定媒体、话题的有区别的信任。在媒体结合方式上，答案存在分野：大部分核心用户形成了另类媒体高度依附主流媒体的“清晰分工”模式；另一部分用户则因主流或小众媒体提供了功能重叠的替代选项，使另类媒体沦为“边缘补充”。综上，至少在丹麦语境下，没有迹象表明另类媒体可能完全替代主流媒体，因为另类媒体的纠偏角色和存在意义是以前者为前提的。

学术贡献与讨论

  1. 理论贡献：研究从用户视角出发，将抽象的政治信任问题与具象的媒体使用实践、需求满足、日常惯例和媒介内容分工联系起来，揭示了“混合使用”这一普遍现象背后的丰富机制，超越了“使用/不使用”或“信任/不信任”的简单二元论。
  2. 语境化与局限性反思：作者深刻反思了研究发现的高度语境依赖性。丹麦强大的公共服务传统、对争议观点的包容以及另类媒体产业链的不发达，共同塑造了当前另类媒体依附于主流媒体的模式。在像美国这样公共服务薄弱、政治极化严重、另类媒体生态繁盛的国家，更可能形成另类媒体大规模替代主流媒体信息功能的“分工”，或出现更多出于“对抗性监控”的使用动机。
  3. 未来研究方向：研究指出了多个关键延伸方向，包括：探讨不同媒体体制下的跨国比较研究；对用户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以观察主流媒体与另类媒体的角色是否会此消彼长；以及通过实验法等研究用户在面临来自不同信源的冲突性信息时，最终选择相信谁，以判断其接触主流媒体是否能真正实现观点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