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ChatBots as Artificial Intermediaries? Adapta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ewsroom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四个国家（加拿大、德国、英国、美国）的记者在元新闻话语中如何建构人工智能（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对其职业角色和新闻生产的影响。核心研究问题有两个：

  1. 记者如何在话语上建构人工智能在新闻编辑部惯例（newsroom routines）中的应用？（RQ1）
  2. 记者如何在话语上建构人工智能对数字平台上新闻用户（即受众）传播的影响？（RQ2）

论文的核心关切在于，聊天机器人等生成式AI的出现是否可能复制记者长期以来承担的知识中介角色，从而对新闻权威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研究背景

研究的现实背景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 3.5的发布（2022年11月30日）及其后一系列聊天机器人（如Bard, Co-Pilot, Gemini等）的涌现。这一技术变革被认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实践，原因在于：

  • 生成式AI能快速、低成本地生成、验证、选择和分发信息，这正是记者传统中介功能的核心。
  • 记者长期对技术复制其工作却缺乏职业规范抱有恐惧，生成式AI使这一恐惧变得更加现实和紧迫。
  • 媒体行业面临财务困境、公众信任度下降等历史性威胁，生成式AI既被视为提升效率的工具，也被视为加剧生存危机的颠覆性力量。

因此，研究记者在这一技术冲击初期的自我反思和话语建构，对于理解新闻业如何适应、抵抗或重构其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背景

论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概念之上：

  1. 新闻业作为知识过程中的中介角色 记者传统上将自己置于公众与信息之间的中介位置，负责知识的生成（generation）、验证（verification）、选择（selection）和分发（distribution）。这一角色构成了新闻认识论权威的基础。数字化平台曾削弱其“守门人”功能，而生成式AI则可能进一步替代这些知识服务。

  2. 人工中介者光谱 论文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将中介者分为三类：

    • 非AI中介者：不使用AI完成知识服务。
    • AI辅助中介者：人类记者使用AI技术辅助，但保留最终控制权和决策权（遵循“人在回路中”原则）。
    • 人工中介者：AI独立完成知识服务，无需人类最终审查。

    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元新闻话语，判断记者在实践中将自己和AI定位在光谱的哪个位置。

  3. 元新闻话语与新闻权威的维护

    • 元新闻话语是记者关于自身职业的反身性言说，它既是向外部解释新闻业，也是内部构建职业认同和边界的方式。
    • 新闻权威是一个持续的“话语斗争场域”。面对威胁，记者会采用叙事策略来维护权威。论文借鉴了Zelizer (1990) 的三类策略：提喻法（借源权威）、省略法（重组故事）和个人化（以自身经验为中心）。研究旨在分析记者在讨论AI时如何运用这些策略来应对权威威胁。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比较定性研究方法，具体设计如下：

  • 研究方法：以迭代的、扎根理论风格的定性话语分析为主，辅以定量描述性分析。通过对新闻业内部贸易出版物和博客的文本进行系统编码和主题提炼，探究其话语模式。
  •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样本类型：元新闻话语文章（记者关于新闻业的报道），共计177篇。
    • 来源国家与媒体：
      • 美国：NiemanLab (24篇),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篇)
      • 加拿大：Review of Journalism (9篇), J-Source (2篇)
      • 英国：Press Gazette (29篇), Reuters Institute (3篇)
      • 德国：Medium Magazine (17篇), BildBlog (55篇), Übermedien (10篇), journalist (8篇)
    • 时间范围：2022年11月30日（ChatGPT 3.5发布）至2023年12月31日。
    • 抽样逻辑：理论抽样，旨在选取最能回应研究问题的数据源，直至理论饱和。选择涵盖大学-专业合作类和非独立的专业杂志/博客类来源，以反映各国新闻界的内部话语特征。
    • 数据获取：使用关键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检索。

五、主要发现

研究结果围绕两大研究问题展开，并揭示了记者话语中的一个显著矛盾。

1. 对新闻编辑部惯例（RQ1）的建构：AI作为一种不精确的工具

  • 验证潜能与陷阱：记者普遍将生成式AI建构为一个需要精确使用才能发挥效能的工具。他们大量测试并报道了AI产出的严重事实错误（如编造引语、弄错人名地名），但同时反思指出，类似错误人类记者也可能犯。
  • 应用于创意辅助与例行工作：AI被视为激发创意（如准备采访问题、构思反面论点）和节省时间（如处理例行任务）的助手，但前提是“内容需由人类编辑负责”。
  • “提示工程师”职位的兴起：记者话语中高度关注“提示”技能，视其为新闻编辑部未来新的核心岗位，反映了记者将AI适应视为一项可以专业化和建制化的新技能。这标志着话语焦点已从“是否使用”转向“如何使用”。

2. 对新闻用户影响（RQ2）的建构：情绪化的话语与盲点

  • 情绪化与轶事化叙事：记者对AI可能给用户带来的影响，多采用情绪驱动、基于个人轶事或流行文化（如《星际迷航》博格人、《终结者》天网）的语言来表达恐惧和担忧。例如，担心记者失业、用户失去可靠信息，甚至人类面临生存风险。
  • 聚焦“提示”对用户的威胁：记者最担忧的是用户可能通过“提示”直接从聊天机器人获取新闻，从而绕过新闻业。他们认为AI的响应能力是对新闻业服务受众这一核心目标的挑战。
  • 对受众的忽视：研究发现，记者话语高度以自我为中心，聚焦于职业命运和工作惯例。对于AI如何改变受众的信息获取、理解、信任等更深层、更系统性的影响，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讨论。即使在记者尝试使用AI优化新闻产品时，也很少明确地将受众需求纳入其“提示”指令中。

3. 跨国比较的细微差异 发现指出，在社会安全网较弱的国家（美国、加拿大），记者对“被AI取代”的恐惧更为突出；而在社会安全网更健全的国家（英国、德国），话语更侧重于如何将AI应用于既有任务。这初步印证了经济优先事项与乐观/怀疑情绪分野之间的联系。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研究得出结论，记者在元新闻话语中一致认为，能够完全取代记者的“人工中介者”远未成为现实。然而，作为“AI辅助中介者”的实践已在新闻编辑部广泛展开。记者并未明确表达新闻权威受到直接威胁，但其话语（如对AI错误的嘲弄、高度聚焦职业内部）透露出一种通过“个人化”叙事策略来维护权威的尝试。最关键的是，记者话语中对受众影响的关注存在一个显著的盲点，这可能使他们错失为负责任地创新和发展与AI共存的受众关系策略的机会。

学术贡献与讨论

  1. 深化了“人机关系”光谱的理解：论文提出的“非AI中介—AI辅助中介—人工中介”光谱为分析AI在新闻业中的整合状态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工具。研究发现当前实践正从纯粹的人类中介向AI辅助中介过渡。
  2. 揭示了新闻权威维护的新语境：研究发现记者并未采用所有可能的策略来应对AI。例如，较少讨论如何利用AI的先进能力（大数据分析、实时事实核查）进行提喻式权威建构。这种谨慎或不确定性本身，是理解当代新闻权威焦虑的关键。
  3. 指出了元新闻话语的“自我中心”局限：研究有力地论证了在面临技术变革时，新闻业的反身性话语可能过度内视，忽略了其服务对象——公众——的角色与需求变迁。这一发现对未来研究记者如何与受众沟通AI使用、重建信任具有重要启示。
  4. 进行了有限的跨国比较：研究初步揭示了宏观社会环境（如社会福利制度）可能如何调节记者对技术变革的焦虑程度，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