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Aspirational Metajournalism: What Nieman Journalism Lab Predictions Reveal About Platform and Audience Imaginarie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英文新闻行业出版物《尼曼新闻实验室》（Nieman Journalism Lab）自2012年至2023年间发布的年度“新闻业预测”系列文章（共154篇）。这些预测的作者包括新闻出版人、编辑、资助者、服务提供商和学者等新闻业精英利益相关者，他们力图塑造新闻业的未来。

核心研究问题是：新闻从业者对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受众的感知如何随时间变化？ 具体而言，本文探讨在社交媒体平台风险加剧（如虚假信息、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泛滥）而利益递减（如平台不再为新闻网站输送大量流量）的背景下，新闻界对平台的“平台想象”与对受众的“想象受众”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以及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关系为何。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新闻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及利益相关者对社交媒体平台日益增长的矛盾心态。平台充斥着虚假信息（Saldaña & Vu, 2022）和恶意攻击（Lewis, Zamith, & Coddington, 2020），这些现象不仅威胁到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还加剧了对记者的敌意（Johnson & Tully, 2022; Quandt, 2018）。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曾经为新闻业带来的受众建设与互动红利正在消退，例如，X平台（原推特）已不再为新闻网站带去大规模流量（Fischer, 2023）。

这种现实变化导致新闻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业者不再只是勉强依赖这些平台，而是开始构想如何绕过它们来建立和维系新闻受众。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试图揭示社交媒体环境的变迁如何影响了新闻专业人士对平台和受众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变化揭示了新闻业与受众之间怎样的关系。

三、理论背景

本文融合了两个核心理论框架来解释新闻从业者如何感知媒体受众和平台：

  1. 想象受众（Imagined Audience）：源自Litt（2012）的理论，指由于无法与每一位信息接收者进行个人互动，新闻从业者会在脑海中构建并维持一个关于其受众的形象。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理解新闻从业者如何思考其受众，以及这种感知如何塑造其新闻生产和受众互动策略（Coddington, Lewis, & Belair-Gagnon, 2021）。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导致这种“想象受众”发生变化的原因知之甚少。

  2. 平台想象（Platform Imaginaries）：由van Es和Poell（2020）提出，指社会行动者如何理解并围绕平台算法、界面、数据基础设施、审核程序、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受众来组织自己的活动。该理论指出，新闻从业者对平台的方法同样受制于他们对平台的“想象”。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它不仅分别审视了这两种想象，更试图探究新闻界的“平台想象”是否会影响其“想象受众”。作者提出，在平台问题日趋严峻的当下，研究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新闻业与平台、新闻业与受众关系的演变至关重要。

四、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元新闻话语分析方法，作者将其界定为 “抱负性元新闻”（Aspirational Metajournalism） 分析。这种方法关注的是新闻业行动者通过探讨“新闻业能够且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来划定行业边界并进行价值判断的话语。

  • 数据来源与样本：研究选取了《尼曼新闻实验室》2012年至2023年共11年间发布的“新闻业预测”系列文章。作者通过筛选标题或描述中含有“受众”（audience）一词的预测，最终获得了一个包含154篇预测文章的样本。这些预测的作者群体多样，包括记者、非营利组织领袖、技术专家和学者，但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精英地位，拥有塑造新闻业的权力或影响力。

  • 分析方法：研究遵循Creswell（2007）的定性研究持续比较设计，分三个阶段进行编码：

    1. 开放式编码：通读所有文本，识别广泛趋势。
    2. 轴心式编码：对数据趋势进行分类和概念化。
    3. 选择性编码：明确主题，并选取最能代表数据内涵的引文。整个编码过程是理论驱动的，而非完全遵循扎根理论。

五、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变路径：对平台的想象日趋消极，而对受众的想象则始终积极。

  1. 对社交媒体的感知：从早期乐观到后期深切担忧

    • 早期（约2012-2016年）：预测文章对社交平台寄予厚望，视其为“真正有活力的实时新闻环境”，认为它们能提供对受众“更定性的理解”，并期待将其无缝融入现有新闻实践。
    • 后期（约2018-2023年）：乐观情绪转为深切的悲观和矛盾。从业者开始反思对平台的依赖，预测中出现了“从社交平台跳槽”、“在后社交媒体时代建立受众”等表述。2023年的预测更是首次明确探讨了新闻业应如何脱离社交媒体。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收益落空、平台助长信息不信任和记者遭受的骚扰加剧。

  2. 对新闻受众的感知：始终如一的重视与信念

    • 尽管平台充满问题，且记者在平台上的敌意互动直接来自于平台用户，但这一精英群体对新闻受众的正面感知始终未变。
    • 预测持续将受众描述为“有价值且良好的”，认为受众参与是新闻业实现规范目标（如服务无权者）的核心。同时，从业者普遍认为数据指标是理解受众的糟糕方式，无法替代与受众建立真挚关系。
    • 这种信念甚至具有一种“使命般”的色彩，即使许多时候未能从受众获得经济回报，新闻业依然坚持服务受众。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新闻业精英话语中，对受众的“想象受众”具有强大的韧性，不受日益负面的“平台想象”影响。新闻从业者对平台的信念因财务困境、虚假信息和网络骚扰而动摇，但他们将对平台的不满与对使用平台的公众的信念清晰地区分开来。

  • 学术贡献与现实意义：

    1. 理论层面：文章实证性地揭示了“想象受众”与“平台想象”这两种认知框架之间并非联动关系。即使平台想象因受众行为（如骚扰记者）而恶化，想象受众却可以保持稳定。这可能是因为记者常以自身为模板来想象受众，且维持对公众的信念是从事新闻业的前提。
    2. 现实层面：研究发现预示着新闻业的一个重要转向——从业者正在积极探索脱离社交媒体平台、与受众建立直接联系的路径（如加大投资于新闻信等）。这表明，即使未来新闻业可能“抛弃”社交媒体，他们也不会放弃与公众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
    3. 方法论层面：本文提出了“抱负性元新闻”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精英阶层的未来预测并非客观预言，而是带有强烈价值判断和行业规范的期许，为研究新闻业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分析视角。

  • 研究局限：数据样本以美国为中心，其结论在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存疑。此外，预测文章的作者多为行业精英，其观点虽能影响行业走向，但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一线从业者的看法，且其乐观态度可能也掺杂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考量。

  • 延伸思考：研究最后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公众同样是造成当前新闻业困境的一部分，那么新闻界对未来如此坚定不移的乐观想象是否是一种误判？这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