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As if They are not Covering This City: Audiences’ Perception of Politicized Local News
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塞尔维亚三个市镇的地方新闻受众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新帕扎尔（Novi Pazar）、潘切沃（Pančevo）和卢查尼（Lučani）。研究的核心问题立足于一个特殊语境：在后共产主义媒体转型与政治俘获的双重背景下，地方媒体虽然数量上并未完全消失，但其内容高度政治化。论文旨在从受众中心视角出发，探究两个核心研究问题：
- RQ1：塞尔维亚公民如何感知现有的地方媒体和地方新闻？
- RQ2：塞尔维亚公民对地方新闻抱有何种期望？
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现实背景是全球地方新闻业的衰退与转型。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和技术力量导致大量地方媒体消失，形成“新闻荒漠”，或迫使媒体缩减规模、远程操作。学者们因此呼吁对地方媒体进行“去浪漫化”审视，并推动新闻研究的“去西方化”，关注非西方世界的特殊性。在此背景下，论文聚焦于塞尔维亚这一东欧非欧盟国家。
塞尔维亚的案例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其民主指数快速下滑，执政党通过党羽拥有媒体、滥用国家补贴建立庇护网络，对媒体实行了牢固的“国家俘获”。地方媒体成为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传声筒，丧失了内部多元性。尽管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媒体是塞尔维亚人重要的新闻来源，但对这些高度政治化的地方新闻的受众感知和期望的深入研究尚付阙如。本研究恰逢2022年关于地方媒体国家补贴立法改革的辩论之际，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方提供基于受众视角的实证洞见。
三、理论背景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学术脉络之上：
地方新闻的受众需求与期望：论文承袭了新闻学研究中的“受众转向”，关注公众对地方新闻的特定期待。早期研究指出，受众更期望记者扮演“好邻居”而非单纯“看门狗”的角色，他们珍视新闻中展现的“地方感”、地方知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培育。地方媒体被期待成为社区的“倡导者”，提供解决方案，并赋予公民发声的机会。
地点、信任与新闻权威：论文深化了对“信任”的探讨，尤其引入并发展了Usher提出的“地点信任”概念。该理论认为，记者作为“专业的地方知情者”，其物理和认知上与受众的距离感，是建立新闻权威和信任的基础。在西方，地方新闻的衰退造成了物理和象征意义上的“不在场”，进而侵蚀了信任。论文将此概念延伸至政治化的语境中。
媒体政治化与信任危机：有别于西方语境下信任下降多源于经济空心化，本文在东欧语境下探讨信任问题。在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国家补贴常作为控制工具，使地方媒体沦为政府喉舌。本文提出，塞尔维亚地方新闻的党派性并非源自意识形态极化，而是源于“政治化”——即政治力量对媒体的工具性利用和俘获。这一理论拓展为理解信任缺失提供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收集数据。该方法适合引出关于地方新闻的集体理解和日常社交话语，能让受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观点，并产生互动讨论。
样本与案例选择： 研究在塞尔维亚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展开，它们均反映了地方媒体政治化的不同侧面，且依据国家补贴政策进行筛选：
- 新帕扎尔（Novi Pazar）：西南部城市，波什尼亚克族占多数，存在严重的民族、宗教和政治分裂。有大量地方媒体，其中固有的地方电视台获得了全国最高的国家补贴。
- 潘切沃（Pančevo）：北部城市，距离首都贝尔格莱德较近。经历媒体私有化后，传统的报业和电视台或被党羽收购或衰落，本地信息传播转向网络。
- 卢查尼（Lučani）：中部小型工业市镇，从未对媒体发放过补贴，仅存一家私有化电台，是小型社区的典型案例。
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2022年10月至11月期间，共进行了8场焦点小组访谈，涉及46名参与者。在新帕扎尔，研究者按年龄（18-35岁和35岁以上）进行了分组。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指南，围绕本地新闻来源、对媒体的感知以及假想中如何分配媒体资金等问题展开。数据分析采用迭代式的主题分析法，通过反复阅读、手工编码、提炼概念主题，并结合理论与文献进行解读。
五、主要发现
研究从焦点小组对话中提炼出市民的三个核心集体叙事：
地方媒体的政治化与（不）信任： 市民对地方媒体所有权的政治色彩和内容的高度偏向性有着清醒的识别能力，并能将其作为选择信息源的依据。他们认为新闻是“过滤过的”、“虚假的”、为权力中心服务的，这导致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有受访者感叹媒体“仿佛他们不在报道这座城市”。在新冠疫情期间，媒体报道与市民对现实的切身体验严重脱节，更固化了这种不信任。面对此种情况，市民发展出多种应对策略：年轻人转向社交媒体，但感到信息和负担沉重；年长者通过交叉比对不同政治倾向的媒体，进行“字里行间”的阅读。在小市镇卢查尼，出现了记者与市民联合“去政治化”的特例：本地电台有意回避政治，但记者成为社区中可被随时联系获取信息的关键节点，形成了独特的信任氛围。
对积极但客观的新闻的需求： 在政治信息污染的地方信息环境中，市民普遍渴求“好消息”或“积极新闻”。这些新闻内容多元，包括增强社区身份认同的街头采访、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连接地方历史与现在的故事，以及作为榜样和问题解决方案的商业成功案例。然而，这种渴求伴随着深刻的疑虑，受访者讽刺地指出，现有大量“好消息”实际上是政府的宣传推广。因此，他们的核心诉求并非肤浅的正面报道，而是客观的、真实的、能提供所需信息的真新闻，而非“童话故事”。
新闻中市民声音的缺失： 尽管受访者自身在社交媒体上活跃，但他们深感传统地方媒体缺乏“普通人的声音”和进行公共辩论的空间。他们渴望有渠道能直接与地方政府沟通，表达诉求并得到反馈，如同一个“可以打进来的热线电话”。参与者构想的理想媒体形态中，包含了问责机制，例如要求政府就市民提出的修路灯等问题给予公开回应。这些设想不仅反映了对政府反应迟钝的不满，更揭示了由于媒体作为“社区倡导者”角色失败，市民被迫将自己置于倡导者位置的无奈。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论有力地回应了“去西方化”和“去浪漫化”地方媒体的学术呼吁。研究表明，地方媒体的单纯存在并不能保证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尤其是其“看门狗”和“代民发声”的功能。相较于西方语境下因经济空心化造成的“物理不在场”，塞尔维亚的情形是一种因政治俘获导致的“象征性不在场”——媒体虽然在物理上存在且数量可观，但它们选择性地赋予国家和政党信源特权，而地方居民的需求和声音被系统性忽视，导致“地点信任”失败。
在此环境下，受众展现出高度能动性，但采取的多种迂回策略（如多渠道求证、自我倚赖找信息、依赖人际网络）支付了额外的社会和个人成本。此外，论文揭示了一个悖论：即便市民渴求积极新闻，源于政府补贴的宣传化“好消息”反而加剧了信任危机，这揭示了国家支持模式在媒体自治不足的国家的深刻弊端。
学术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地方新闻受众研究的理论触角延伸至东欧后共产主义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中，细化了“地点信任”概念，区分了媒体消失的“物理缺席”和媒体政治化的“象征缺席”两种不同的信任侵蚀模式。它为理解全球地方新闻危机提供了非西方的、带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新案例，并对国家支持地方媒体的政策模式提出了警示。同时，论文也指出，面向社区的真实性、代表性与问责性，而非简单的媒体数量累积，才是解决地方新闻危机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