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创刊18周年之际于微信平台推出的“南都口述史”为研究对象。该案例汇集了曾供职或正供职于南都的记者们的纪念性文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记忆空间。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有二：第一，这些不同层级、岗位和时期的记者在集体回忆中建构了一个怎样的报纸形象？第二，这种经由集体回忆建构起来的形象及其建构过程具有怎样的文化意涵？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论文旨在探究记者如何作为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来纪念其新闻组织，并分析这种集体记忆实践对于南都及中国新闻业的意义。
二、研究背景
研究将当前中国新闻业的“危机”话语作为宏观背景。伴随营收下滑、停刊、离职等信号，关于新闻业的“危机”叙事盛行，这一叙事本身也反向为“危机前”的行业贴上了“繁荣”、“发达”的标签，催生了“黄金时期”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在著名新闻人逝世、退休或报纸停刊、创刊纪念等特定事件发生时得到集中展示，产生了大量针对新闻业自身的纪念性文本。这些频繁出现的“记忆工作”为研究者讨论新闻业内部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契机。论文指出，既有研究多关注“新闻中的记忆”（新闻业如何塑造社会对重大事件的记忆），而对“新闻业的记忆”（新闻业自身成为记忆对象）关注不足。本文将研究焦点转向后者，强调记者不仅是社会记忆的叙述者，也是自身专业共同体记忆的主动建构者。
三、理论背景
论文的理论框架主要融合了三个核心概念：
- 阐释性记忆共同体：论文直接借用Meyers（2003）的概念，意指记者针对新闻业自身的历史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解读方式。作者认为，在中国新闻界整体上难以形成Zelizer所谓的“阐释共同体”的情况下，围绕特定组织（如南都），记者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记忆共同体”。
- 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研究延续了Zelizer、Carlson等学者的理论路径，将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实践视为建构、调整和强化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的过程。通过回溯过往的辉煌、标志性人物和事件，记者们意在确立和巩固新闻业的文化地位。
- 边界工作：论文将记忆工作视为一种“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记者通过回忆，不断地将南都的实践与“非市场化”、“非专业”、“非正常”的办报方式、新闻操作和媒体功能进行比较和区隔，以此确立、维护和强化何为“好新闻”、何为“正确新闻实践”的专业边界。这三种边界工作的类型（扩张、驱逐、保护自主性）在论文中被用于分析南都不同发展阶段的记忆叙事。
四、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以“南都口述史”这一新媒体纪念项目为分析对象。
- 研究样本：研究者通过微信平台进入“南都口述史”页面，搜集到53条口述记录，经过去重和有效性筛选，最终选取了28篇具有较完整内容和实名认证的纪念文本作为核心分析对象。
- 数据来源：全部数据来自“南都口述史”微信专题页面中记者自发撰写或受邀撰写的口述文字。口述者身份多样，包括南方报业及南都的高层管理者（如参与创刊决策的领导）和一线采编人员（如深度新闻记者、社区记者、摄影记者等），涵盖了与南都发生关联的不同时期。
- 分析方法：论文对28篇口述文本进行了质化的文本分析，根据口述者的身份（管理层/一线员工）和叙事重点（组织生命史/个人职业生命史）区分了两种叙事风格，并从中提炼出关于南都形象的共同塑造方式和隐含的边界工作话语。
五、主要发现
- 建构了一个多面的媒介典范形象：通过集体记忆，南都被口述者们塑造为中国新闻业的一个独特范例。具体体现为：（1）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的典范：从创刊动因到运营方式，南都被认为是遵循市场化规律的成功代表；（2）专业新闻范式的典范：凭借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和网眼版等业务创新，南都奠定了其卓越的专业水准；（3）新闻业的“圣地”：南都以其独特的新闻文化，吸引了大量怀有新闻理想、甘愿舍弃体制内工作的理想主义者加盟，在这里工作被视为一段重要的职业生命历程。
- 揭示了记忆工作作为“边界工作”的实践：记者们的回忆叙事围绕具体事件、报道和人物，划定了三条关键边界：（1）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办报方式之间划界，强调遵循市场规律、应对市场竞争的正当性；（2）在专业与非专业新闻操作之间划界，通过具体的采编故事，建立了南都独特的专业标准和工作激情；（3）在正常与不正常媒体功能之间划界，将南都塑造为能够进行真正舆论监督、具有家国情怀的严肃媒体。这些边界工作在早期表现为打破旧有模式的“扩张”，在成熟期则表现为对抗市场和政治侵蚀以“保护自主性”。
- 形成了特定范围内的“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尽管口述者身份、岗位和叙事风格有异，但他们都围绕南都这一共同对象进行回忆，且在核心叙事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共同选择性彰显南都的辉煌功绩，而忽略了早期的小报风格争议和“南都案”等负面事件。这使他们构成了一个边界清晰、解读方式趋同的“记忆共同体”。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在“南都口述史”这个兼具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新媒体记忆空间中，参与写作的记者们通过集体回忆，共同将《南方都市报》建构为一个集市场成功、专业典范和理想高地为一体中国新闻业范例，并在此过程中通过界定自己与“非专业”、“非市场化”的边界，强化了自身共同体的职业权威与认同。这一研究实证了在中国新闻界的小范围内，记者能够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有效运作，为理解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
学术贡献
- 拓展了新闻与记忆研究的面向：论文超越了主流的“新闻中的记忆”研究，聚焦于“新闻业的记忆”，强调新闻业自身及其从业者是记忆实践的重要对象和主体，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 深化了对记者主体角色的理解：通过借用并发展“阐释性记忆共同体”和“边界工作”的概念，论文突出了记者在建构职业共同体历史叙事中的能动作用和具体的话语策略，避免了将记者仅视为记忆的被动载体。
- 勾连了记忆研究与新媒体语境：论文将发生于微信平台的“口述史”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新媒体技术如何催生新的记忆空间和实践特性（如点名接力的互动机制、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为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业集体记忆提供了新契机。
研究局限 作者在文末坦诚地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分析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两点，一是新媒体作为记忆空间对记忆实践本身的结构性影响；二是当下报业“危机”这一社会脉络如何具体地塑造了这些纪念性回忆的意义生产。这两个方面将是未来研究可以深化的重要方向。